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

 

文 | 金宗文

 

在1937年以前，婺源只有一所县办初中，那是1927年创办的，校址在县城东门。这所初中毕业的学生，如要升学，就只能向屯溪、景德镇甚至上海去继续升学。因为那时婺源没有设立高中。

 

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开始，从芦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旅外同乡先后回婺避难，但这时归来的人数并不多，以后上海大世界游业场门前落了一颗炸弹，伤亡一二百人，这一炸弹震动了在上海租界里避难的同乡，认为租界也非安全之地，于是回婺源的人日益增多，许多大学生随着京、沪的沦陷，纷纷归来。

 

当时回来的大学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中学教师，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已在工程界服务的程昌镐(字颐仲)；大同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程馀庵；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江芷；从日本回来的，在东京帝大进修数学的董枢。不久又有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程昌国；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董钟甫；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吴继曾；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毕业的余焕庭；东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程贻青，金陵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江玉彬等人，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生气勃勃，热情洋溢，一时荟萃家乡，真是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给婺源这一偏僻的山城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他们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乡亲们的欢迎。

 

然而他们回婺源以后，并没有正当的职业，局势发展成为长期抗战，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人民的生活已严重地受到了影响。他们日居闲处，觉得不是长久之计，相谈之中，不免真诚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人曾对程昌镐说：“我们这样下去，没有工作，生活难以维持，要设法找个职业就好。”程昌镐回答说：“有这么多大学生回来，不如办所高中，大家都有事做。”后来果然由程昌镐提议，得到其他归来的大学生的热情支持，并推举程昌镐着手筹备。程昌镐年龄较大，学识渊博，而且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大家都很尊重他，因此创办高中的任务就由他一手筹办了。

 

要创办高中，首先必须筹办经费，但是当时的婺源县伪政府藉口财政困难，分文未给，幸得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由婺源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资助了三百元，作为开办经费。关于校舍和校址，说来也巧，原来在婺源初中校址的下首恰好有文公庙一所，那是纪念宋代名儒朱熹的祠庙，占地较广，程昌镐商之朱姓祠首管理，借用为校址并获得同意，于是一所战时高中在此创办起来了。

 

文公庙建筑雄伟。四周围有红墙。大门是用石料筑成的牌坊式的门楼，正中的门楣上嵌有一大块石板，刻有“文公阙里”四个大字，赫然醒目。东西两端的红墙上又嵌有大块的石碑，上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字样，外表庄严肃穆。从大门入内，经天池、二道门，就是一个大庭院，庭院中种有重阳树四株，挺拔耸立，通过石板雨道，登石阶，正面就是大殿，飞檐画栋，甚为壮观。大殿的正中置有精雕细刻的神宫一座，内安装彩绘涂金的朱熹神像，大殿后来用作礼堂，开学生大会都在这里。庭院的东西两侧各有廊庑相对，此处初办高中时，辟为教室，以后学生多时，就改作了学生寝室，大殿之后还有一座楼房，楼上作寝室，楼下作教室。楼前植有翠柏和罗汉松各一株。房舍古朴，坏境幽静，利用乡贤庙宇作为讲学之所，培养人才之地，事虽巧合，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理想校舍。

 

为了取得学校合法地位，程昌镐特到南昌向伪教育厅请求备案。关于校名原定是“战时高中”，伪教育厅长程时奎说：“你们已经有了一所初中，现在又设立高中，可合为一所完全中学，你回去编造预算，报县里转来，你们学校就叫婺源县立中学。”因此婺源县立中学就从这时开始正式命名和正式成立了。

                                    

初中部的校址和文公庙仅有一墙之隔，初中和高中既然成为一所学校，1938年下半年就把初中和高中之间的文公庙红墙开了一个门口，从初中校园径自通入文公庙大殿的后院，使初中和高中校舍融为一体，门墙的上方还嵌了一个扇形的匾额，上写“满园桃李”，红墙白匾黑字。从校园的绿色丛中看去，景色幽雅，气象清新，确是一处优美的学习场所。                                           

 

筹备工作就绪，学校终于在1938年3月间开学了。

 

开学时高中部的一切校务活动，全由程昌镐主持，后来，成立婺源中学后，就由原初中校长担任校长，程昌铺担任教导处主任。教师的配各是程昌镐、江玉彬教英语；俞子静以及后来的吴继曾、余焕庭教语文；董枢、程昌国数学；程馀庵教物理；江芷教化学；程贻青教生物。一所县级高中有这样配套的师资阵容，却是少有的。

 

1938年开学期问，原在外地读高中的学生相继报名入学，但那时，生源不多，高三班只有两名学生，高二班只有六名学生，高一班只有十六名学生左右，学生虽少，而教师却始终不渝地认真上课。开始时没有课本，就印发讲义，或者由学生自己做笔记，1938年下半年，初中部毕业的学生升入高中，学生人数才逐年多起来，课本也有供应了。

 

“名师出高徒”，一所学校学生质量的优劣与教师水平的高低大有关系。由于教师的教学认真负责，课堂讲课深入浅出，在阐明概念的基础上注意了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各学科都有爱好钻研的学生，对于那些学生，教师不厌其烦地加深他们的知识基础，引导他们向高一级攀登。例如：物理、数学课经常有些大学一年级的习题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高，课外经常围绕着教师问课。教师不仅具有真才实学，同时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的学习。所以，这些教师在学生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教师认真负责的精神还从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

 

杭州沦陷以后，日寇向东南进犯，浙西吃紧，1939年春季，经常有敌机过境和威胁，婺源建立了防空警报，群众也纷纷地挖起了防空洞，然而学校学生人多，挖洞不便，只有采取日间疏散的办法。抗敌后援会援助了四百元，在小东门河对面的山坳里分散地搭起了七、八间竹茅棚，作为野外教室。 天气晴朗的日子，学生们于早晨六时半至七时半到学校上一节课，而后回家早餐，早餐后带着书包和学校借给的一张小木凳，三三两两地过小东门板桥到山坳里竹棚中上课。上午上三节课，回家吃午饭后，下午又去上两节课。竹棚里有时书声琅琅，响彻山间，“婺源茅屋书声响”的昔日风貌，似乎又回到了眼前，显出了婺源的“书乡”本色。象这样的疏散，断断续续约有半年之久。教师和学生一样，往来于山坳之间，按时上课，奔波往返，以身作则，很使学生们感动。学校开办一年多以后，因为教学质量较高，在社会上，在邻县之间，赢得了赞美的声誉。乐平、开化、德兴、景德镇的许多学生都来婺源县高中升学。例如：浮梁专员酆景福的一个姻弟；浮梁县长屠孝鸿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转到婺中来了；婺源县伪县长高楚珩的一个侄子也从家乡转到婺中来入学，至抗日战争中期，婺源中学的学生人数有四百余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教师素质是办好一所学校的重要关键。婺源中学在优良教师的努力下，辛勤培育，教学质量很快提高，每届毕业生参加全省毕业会考，都能取得教育厅颁发的毕业文凭，同时有不少的高中毕业生，陆续考入了内地各个大专院校，造就了较多的人才。这些学生不仅学业成绩卓越，政治思想也比较进步，如：潘卫、程开元、齐秉仁等，课外经常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文艺作品，以及翻译的苏联小说，因而思想较为“左”倾。1944年左右程开元担任江西青年报总编辑时，他曽写出一篇讽刺蒋介石的出色文章“皇帝与流氓''，在江西青年报上秘密刊出，震惊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 结果报纸被勒令追同，然面6o%的报纸已分发出去，无法收缴，在那白色的恐怖下，程开元连夜逃离南昌，得免于难。

 

婺源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以后陆续读了大学，毕业出来分配在祖国各地，从事各项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并取得一定的荣誉。有的已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如：江作昭(清华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施文兆(华中工学院)、俞玉姿(女)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王玉丰(上饶师专)等人都逐步升为教授了。有的已获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如：叶元茂是大庆油田总工程师；董钟岳是北京长辛店火车机车厂总工程师；王五喜是北京石景山钢铁研究所所长；董志新是四川成都红旗内燃机厂厂长；胡东荣是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等，还有的在中央和各省不同部门工作。在农业、生物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俞希濂现在是徽州地区农科所所长，江鸿志是全国生物科研的先进工作者，还有在报界享有声誉的有：詹若文是北京《经济日报》编辑，方巩岚是北京《农村工作通讯》的编辑等。至于其他在科技、教育、经济、医疗等各方面成为骨干力量的更不乏其人。

 

时光流逝，韶华不再，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到今天已近五十年了。笔者也是这所高中毕业的学生，如今已是白发者苍，年近七十的人了，追思往事，回念师情，总有难忘之感。

 

我凭记忆撰写此文，因为事隔年久，恐有差错，尚希知情者指正。

——摘自1978年《婺源县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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