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人研究，就徽商群体而言学术界已取得深入进展，但就徽商个案生命历程（生活史）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以往发现的徽商个人资料大多零碎分散，整理不易。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类资料以方志和族谱收录人物行状、传记、述赞以及墓志铭等资料为主，虽某个事迹详尽，但受限于体裁和字数尤其是受时间断限的制约，研究者和读者都无法完整地看到徽商一生的详尽生命历程；其他涉及徽商个体的史料，据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只有极少数徽商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或自传体小说，数量亦可谓微乎其微。
2004年底，笔者为撰写博士论文到上海图书馆谱牒部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册不分卷的民国卅八年（1949年）“詹福绥堂”钞本《庆源詹氏家谱》，在此谱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贵的三千字自传体人物传记《福熙自述》，讲述了传记作者一生创业尤其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坎坷经历，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的心酸、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也有人事的更迭与浮沉，更可从其个人命运和人生际遇中看出时代沧桑与社会变迁。笔者据此材料开展研究，写成博士论文《商人、商业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清民国的婺源为中心》第四章《商业移民的经营与生活世界》之第一节《<詹福熙自述>所见徽商的生活世界》，详尽阐述了徽商詹福熙从出生到六十余岁时所经历的人生抉择、机遇转折及其经商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这是学术界较早开展且目前少有的徽商个体生命历程（生活史）研究论文。2007年，经婺源籍退休教师、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詹庆德（1933-）介绍，又结识了詹福熙的三儿子詹永年（1936-），得以了解到詹福熙六十岁之后的晚年生活情况。本文即以《福熙自述》为中心开展个人生活史研究，以期阐述以詹福熙（1887-1970年）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
前世不修生徽州
《福熙自述》第一段称：“余幼孤，先严良盛公故于江苏之崇明邦镇四盛南货店，该店系先王父兴魁公与族人合夥开设者。先严见背时，余出生只四月耳，赖先慈孤苦抚养。年十二，承姑丈汪亮卿托其堂侄再喜表兄，带余到申学业而谋一学生缺，亦非易易。因我婺在申经营者少，创业者更少，故而不易耳。况我婺之方言不通，只得耽搁于同顺昌毡毯店（即再喜表兄服务于斯店）近半载，始由余五坤君转托周宏来君，举荐于三马路画锦里生元丝庄，拜周玉麟先生为业师。而荐余之余五坤君，亦我婺之汪错人，业绒线。周宏来君，上海人，亦受业余之业师也。”
1887年3月13日，詹福熙出生于徽州府婺源县，今婺源东北部的段莘乡庆源村，为婺源詹氏第40世。庆源又名小桃源，简称小源，建村于唐开元年间，峡谷深幽，宽如太行之盘谷，美如武陵之桃源。地处万山之巅，阻外而溢中，庆源村口“别有天”古亭内，现仍留有清人题咏：“空山隐卧好烟霞，水不通舟陆不车；一任中原戎马乱，桃源深处是吾家”。原亭的入口两侧有楹联云：“车马绝喧阗忆前人三径怡情托迹不殊陶靖节；鸡犬声相闻惟此地四民安堵落花犹似武陵源”，横批为“桃源深处”。詹氏为徽州巨族，据光绪五年《鸿溪詹氏族谱》：“婺源始迁祖讳初承，新安倅敬公之后，仕陈为东阳邑赞治大夫，陈末邑废，以隋大业二年卜居城北之庐源，慕黄石公之义，因号黄隐，黄隐遂为婺源詹氏之鼻祖。黄隐数传而后，子孙散处如星罗、如棋布，盖纷然指不胜屈，而最盛者莫若三源。三源者，庐源、浙源、庆源也。三源詹氏历千年之发展，椒衍瓜绵，实大其族。”其间，贤勋辈出，稽之志乘，代不乏人，包括明初吏部尚书詹同，晚明学者詹洲、詹轸光，清初学者詹养沉、詹轸光，晚清名宦詹应甲，清末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均为其佼佼者。
明清以来，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徽商大多数年龄很小就远离家门，出外营趁，孜孜营商，从而构建了执中国商帮牛耳的首席地位。清代以来流行在徽州府绩溪县的两首同名歌谣《徽馆学生意》，对在上海徽州面馆业的少年学徒进行了形象描绘：“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吃碗面饭，好不简单。一双破鞋，踢踢踏踏。一块围裙，像块纥丝背。”另外一首：“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来年一过，身命都不愁。逢年过时节，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这两首《徽馆学生意》，都是描述在徽馆从业学徒的生活之艰苦。其中，第一首将徽州地区最流行的一句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直接改成“吃碗面饭”，意思是到徽馆学做生意，这是绩溪少年既自然而又颇为无奈的选择。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土地十分贫瘠，耕地甚少，全年粮食只能供给当地民众大致几个月的口粮，所以徽州人为了生存，离土离乡到城市经商。
徽商在上海一带从事商业经营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中后期，比如清初著名的乡镇志《紫堤小志》作者汪永安所属的休宁石田汪氏家族就在明代后期举族到上海经商（详见汪永安纂修、何建木整理点校《紫堤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此后，旅沪徽商日增，道光年间上海开埠后，旅沪徽商人数更盛、经营行当更趋多元化，但是除少数有名的巨商大贾外，上海创业的徽商，其经营状况和规模均属一般。徽州婺源人在上海的主要经营行当是茶业、木业、墨业，兼有其他百货业。庆源詹氏詹福熙的先祖从36世增芳、37世钟珣、38世廷蛟、39世良盛，数代单传且大多英年早逝，至詹良盛（1855-1887）始生三子涣濚（1879-1918年）、涣滨（1881-1897年）和涣湶。其中，涣湶字福熙，号镜山，乳名世荣，即为《福熙自述》的主人公。不过，詹福熙出生时其父詹良盛因身在崇明县，未曾见到这位新生儿，且福熙出生甫四月，詹良盛即因病逝世于崇明县邦镇（今浜镇）四盛南货店，该店系其祖父詹廷蛟（1831-1869年）与族人合伙开设的小百货商店。
学徒生涯甘苦受
1898年，詹福熙十二岁，遵照徽州习俗，离开婺源庆源，外出谋生，先走了105华里山路，翻过五龙山，到达当时重要的商业市镇屯溪，再转乘客船，在闷舱里沿着新安江水路，过了七天七夜到达淳安、杭州，然后再转道到上海。晚清民国时期，很多婺源的茶商、墨商及其他各种小生意商人在十里洋场开展经营，由于徽商的经营具有家族性和同乡特征，所以詹福熙得以通过亲戚和同乡关系，先由其姑父的堂侄汪再喜介绍到同顺昌毡毯店当半年学徒，然后由同乡余五坤介绍到生元丝庄当学徒而后成为店员，一晃就是十年。
詹福熙早年到上海学徒生涯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姑丈汪亮卿、汪再喜、余五坤、周玉麟、周宏来。其中，来自婺源回峰（笔者注：今休宁县陈霞乡回岭村，解放后改隶休宁）的姑丈汪亮卿、汪再喜与詹福熙一家关系甚为密切，詹福熙父亲病逝后其长兄詹涣瀜承父业，受业四盛南货店，娶汪亮卿长女为妻，亲上加亲。余五坤也是婺源汪错人，即今段莘乡汪槎村，与庆源村仅以罗岭相隔，两个宗族间大多是姻亲之家，在商业上也通过此种关系而结合互助。周玉麟是婺源在城人，在上海三马路画锦里（注：今山西路汉口路）开设生元丝庄，经营丝绸和绒线生意，成为詹福熙学徒生涯中最重要的“业师”。而周宏来则是上海人，1870年代就已在上海县城小东门经营丝线和小百货，店名“周宏来”，经营范围包括丝线、扎辫线、排须缎带、帐帘及刺绣用品等。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普遍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因此学徒制对于民生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为青少年培训未来得以谋生的职业能力。《福熙自述》中并没有指明詹福熙学徒生活的具体情况，但在其晚年曾详细向其三子詹永年叙述，除了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要照看店里生意，还要做家务——倒尿壶、生煤球炉、帮老板娘抱孩子等等”（详见詹永年口述《徽商——记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杭州日报》2006年6月8日“倾听”栏目）。其待遇工资、生活状况可能也不是很理想。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学徒学艺年限一般行业都执行“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条规，不过詹福熙似乎超出了三年的年限，而竟然长达十年，前段是学徒，后段正式成为店员。同样来自婺源北乡西冲的俞仁耀的个人生活史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俞仁耀（1896-1989）字子良，婺源西冲人，八岁在乡下私塾三年，十一岁进村头杂货店学徒六年，十七岁务农三年，二十一岁（1917年）到上海，在陈家渡（今北新泾）达亨昌木行学徒三年，二十四岁在曹家渡裕丰木行和源昌盛木行（老板为婺源长滩人俞子标）就职，七年后该木行亏损倒闭，三十一岁（1927年）同其他婺源人合伙开设协泰祥木行（详见何建木《徽州木商世家——婺源西冲俞氏》，《寻根》2005年第6期）。
1898-1906年，詹福熙在担任学徒和店员的近十年间，只在1904年回过一趟婺源老家，主要完成了订婚这件人生大事。《福熙自述》第二段称：“余随师十载，在第五年中请假回乡探亲，蒙慈训谓余曰：‘尔手足三人，长兄焕溁在崇明四盛受业，取回峰汪亮卿姑丈之长女为室，虽育男女，均未成养；二兄焕滨在江西华埠学业，未二年而得不治之症，扛送回家，未几亡故。’又训及‘自先太王父启昌（即钟珣公之号）公单传数代，至尔手足三人，幸庆有余，何晓尔二兄又遭夭亡，何詹门之德薄，抑我之命薄耶？’。余闻慈训后，叩询母另有何训，母曰：‘依年龄论，尔年尚幼，而初涉商业，亲事可缓说，依景况家道论，又宜早订婚事，一可了吾之愿，二尔亦可努力向营业方面进取。’余听训毕，再三恳辞，后蒙明示云：‘尔之长嫂系亲上亲，未能时在我家，况我年老多病，无人照应，故汝须依我言，今次必须在家定妥亲事，数年后回来迎娶，斯时方慰吾心。’余听训毕，谨遵慈命，母始欢悦，即托人四面访求，适莘源汪小棠公之长女，而小棠公亦已作古，其时公女只有母弟二人，即由介绍者带余与岳母面谈姻事，即择吉订矣。”虽然说，依年龄来讲，1904年仅有17岁的詹福熙娶亲还为时尚早，但由于慈母的愿望，也因为其长兄未育儿女、二兄亡故、老母无人照应等家庭变故，同时为了让詹福熙安心经营商业，慈母婺源淇源王氏（1858-1910年）决定为他先择聘定纳，方才放心回上海继续学习。早在明代，徽州习俗就有早婚早育的习惯，已为当时人所习知，明代学者王士性《广志绎》就曾指出：“蜀中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徽俗亦然。然徽人事商贾，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川俗则不知其解。”当然，这时候詹福熙与汪氏只是订婚，尚未迎娶。又隔了三年，即到1906年，詹福熙方才“回家迎娶”，在老家逗留了很短时间，就“事毕返申”。
据现代著名大学者胡适之《胡适口述自传》称：“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话，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同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者三年半了。”以胡适之的口述文字证诸徽商詹福熙的早期生命个案，恰恰十分相符。
营商时代变革多
1906年，詹福熙从婺源婚假回上海，其家庭及其所服务的店业经历了诸多变故，不得不另谋出路。《福熙自述》第三段如此写道：“隔三年回家迎娶，事毕返申，而崇明邦镇之祖业已停闭矣，长兄亦失业返乡，致信与余谋事，余即将长兄引荐于上海福州路中西大药房司理外帐之职，该药房之主人即余业师之第二位东床耳，故而余与商恳，一说即允，否则谈何易也。余之业师年老，已将店务交与长子敬庵师兄接理，师嘱余仍要帮理一切，而余素与庵兄意气相左，皆因其深染烟癖，日以继夜，试问能与合作否？决辞而业师不之允，数日后业师与余长兄详谈，嘱转劝余‘非与庵师兄合作不可，如欲自立、或与他人合夥，均不允许，否则与汝亦有不利耳，祈细思之。’兄闻师言，急与余商，余听毕，知师意难违，请长兄再叩师意，除与庵兄合作外，有无别径可走，师谕：‘如不与庵师兄合作，即须离申改业，在申改业亦不允许。’余细思之，与兄泪谈，如不遵师训，兄有不利；离申改业，则余十年所学尽付东流，意兄在中西职司外帐，而年俸红利等收入有四百余金之巨，谋非易也，当即与兄言：‘余意已决，因余尚年轻，改业亦非难事，余当亲到顾宅请益，定蒙松泉师姐丈指示。’顾松泉君，即业师之东床、中西药房之主人，为人温和素重，余往晤，蒙邀往其宅傍之花园中茶叙，余将业师所训详细禀达，承顾君指示：‘师命不可违，况尔师生如同父子，而师已年高，嘱尔帮助师兄一臂，尔既不愿，只可依师训谕。’余云：‘如依师训，必须离申改业，自觉亦无过失，今来拜谒，求指两全之策，有以教我，蒙示有一机缘可以两全，余即请指。’彼云：‘开封支店有一外缺，汝顾就否，愿去即可两全。’余询详情，彼云：‘河南开封中西药房之支店兼营洋广货，营业不恶，缺一外跑，如愿就，年俸花红共约二百余金，如营业进展，尚不止此。愿就者，一星期后尔的二师兄协卿前去有事，尔可同去。’余知师之二三子均在中西任职，二师兄协卿专司外缺，详查各埠支店事务，三师兄敏卿在中西营业部，其人忠厚，余听顾君言毕，细思今日之事顺利如此，想业师已将余之经过商之于壻，如此安排可谓两全。余见业师如此，实费一番苦心，余即面允，顾君甚喜，并留余午饭。回告长兄，须手足暂时南北，而实事可谓圆满。一星期后，即与协卿兄同乘长江船往汉，在汉口支店住了数日，即乘京汉火车经驻马店到郑州，换乘汴洛车到开封店中。”
正是因为家庭变故和生元丝庄的变故，1906年，詹福熙开始脱离丝绸绒线行当，转而进入中西药业，此后从事药业经营达20年之久。晚清以来，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加强，职业分类的复杂化等原因，从事商业的人际关系也越发复杂，师生、商界朋友、中外朋友、兄弟姐妹、乡亲等复杂关系，均需从商者加以调和处理。此前，詹福熙的业师周玉麟人很宽厚，对他也照顾有加，由于詹福熙生性老实本分、能吃苦、肯学习，因此对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道，还精通算盘，深得业师器重。但周玉麟长子周敬庵却好逸恶劳、胡乱花钱，加上深染大烟瘾，因此詹福熙决意离开生元丝庄，却得不到周的同意，甚至发狠话要求必须离开上海改业。
在此情况下，詹福熙前往中西大药房向老板顾松泉请教。顾松泉（1857-1926年，上海人）是中西大药房的创办者、我国早期著名的实业家、西药经营者和生产者，十二三岁进大英医院（药房）任配方制剂等工作，后来掌握了调制药剂知识和业务经营方法，认为上海只有外商药房而无国人开设的药房，如果自办中西药房，营业前途可操胜券，于是辞去大英医院（药房）职务，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与友人徐亦庄、程尧臣等人合资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药房——中西大药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西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外埠设分支店和联号，成为上海最有名气的大药房，直至1921年被中法药房收购。顾松泉向詹福熙指出了两全之策（根据《福熙自述》，这个两全之策其实也是周玉麟事先安排好的），就是到河南开封的中西大药房开封支店担任“外跑”，估计就是业务员之类职务。《福熙自述》的珍贵之处在于还把作者当时如何乘船到汉口、从汉口乘坐火车到郑州，然后从郑州换乘汽车到开封的路程图也描述得十分清晰。
不过，从1906-1910年在中西大药房开封支店担任外跑（注：相当于今业务员）的经营生涯，在詹福熙看来，却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福熙自述》第四段写道：“改业后事事学习，光阴如箭，在职四年，无善可陈。请假回乡，乘陇海铁路经过徐州、过南京抵申，斯时业师已作古，长兄亦离开中西，自创益元参店于沪南里咸瓜街，与兄晤后，即欲回乡探亲，兄言暂缓，即在兄店帮忙。中秋后，得先慈弃养惊报，曷胜悲痛，忆先慈一世辛劳，扶养我等兄娣四人，而姐时娥幼由晓起抱养，未成年而殁，而我手足三人系先慈一手孤苦扶养，未曾一日安闲，可谓身劳心瘁矣，今已弃养，儿辈又未亲送归真，不孝之罪，百身莫赎。兄因店务未能离申，嘱余回家料理，余赶到里中，而嫂已将先慈草草出殡，浮厝于本里下村之东边段矣。”由此可知，1910年詹福熙离开开封请假回乡，家庭再次遭遇巨大变故：首先是其长兄詹涣濚已离开中西大药房，自己在里咸瓜街开药店（注：里咸瓜街、外咸瓜街的路名，如今依然存在，当时是上海药业集散地，清光绪年间在此设有参业公所，颇为有名）；其次是业师周玉麟已去世；再次是1910年8月13日子时，詹福熙的母亲王氏去世，年仅五十三岁，去世时两个儿子因为在沪经营药店而未能返回婺源亲自送柩出殡，因此，这年八月詹福熙不得不赶紧回婺源老家守制。
1911-1913年，是詹福熙在开封担任“华英药房”帮办（注：相当于今副经理）的阶段。《福熙自述》第五段继续阐述作者药业生涯的这个重要阶段：“余在家守制养晦。斯年（注：即1910年）冬，接兄寄里信电云，余开封中西药房同事陆霭之已脱离中西职务，另有姚某出资，嘱陆某创设华英药房，并嘱陆某必须邀余前去帮忙不可。余接信电后，知姚某亦系余之旧友，情面难却，复信允其请，束装抵申，而陆某已将上海未了一切托兄转余，当到各处接洽候生财等等舒齐，即报关运汉转汴，到开封后布置妥当，筹备开幕，幸喜营业尚佳。二年后，余观情形不佳，斯时即向姚东告退，姚东云：‘店中营不恶，正好进展，何以言退。’余答曰：‘今日言退者，趁此营业发达时，各方均有颜面，余可交代矣。况已二年余，余亦应回乡一行耳。’余意已决。退出华英者，因陆某行为改变，而姚东投资亦是陆某所邀，而姚幼东又与陆某密切，余察其情，陆某在申汉进货，时以进货发票遗失，非是一次，余要追究查补，而姚幼东亦言无须，试问来货无票，由陆某随意报之，日久岂有不失败乎？余之帮理华英，营业日上者，余确费一番脑力，同乡友好，大概知晓。”
1913-1914年，詹福熙在五洲大药房开封支店担任帮办，1914年调回五洲大药房上海总行工作，《福熙自述》第六段阐述了这段时间的商业经营体会：“余辞华英后，同乡友好留余在汴以观华英之败，当由开封五洲药房朱志成经理，托友约余帮理店务，余见其诚，允试二年，以观华英之成败。何晓余命颠沛，而朱某亦非益友，口是心非之人，二年已满，即与朱某解约，已彼上海总行知晓，当由总经理项松茂君电约余到上海五洲总行服务，余心好奇，即允项君之约，南下到总行服务年余，一切待遇反不如开封支店。未几，由项君约余谈话，言中似有歉意，余可叩究竟，项君即将余未到申前、而开封朱经理已来申行面禀项君，云余总总非是，难以重任云云，今尔在总行服务年余，一切与朱某所言不合，故有歉焉。余听后，一笑置之。承项君栽培，一年中连升数级，后即专任分庄事务处主任，而其时开封之华英已经失败，后遭回禄，可谓连根去矣，而开封之朱经理，亦因营业落后，将其调回总行，介以望清之职。”由此可知，1914年开封华英药房遭火灾而倒闭，同年詹福熙也被项松茂调回五洲大药房上海总行，1915年升任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经理。
五洲大药房的大股东、经理人是我国早期西药业翘楚、著名爱国商人项松茂（1871-1932年，浙江鄞县人）。五洲大药房的开创者是项松茂的同乡、中国西药业和娱乐业的先驱、宁波巨商黄楚九（1872-1931年，浙江余姚人），由黄楚九、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合股开办的上海五洲大药房于1907年正式开业，开办资金为一万元，店址设在广西路福州路口，谢瑞卿出任经理，黄楚九为终身董事。1911年，经理谢瑞卿借故退股，由黄楚九出面邀请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出任经理。项松茂颇有才干，与黄楚九过从较密切，项松茂经营的特点与黄楚九相似，都是开拓型，敢想敢干，重视广告、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动一场改革，将店内的豪华摆设变卖，充实资金周转，迁入新址福州路河南路口，改变内部机制，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一方面扩大药品进口，一方面开拓自制成药。项松茂的改革，加上这些成药的问世，使五洲大药房的声誉大振，利润也成倍增长。1915年，经项松茂提议，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他成为董事兼经理。项松茂拥有一定的实力后，决定在天津自设五洲分店，自行发售五洲本牌产品，独立扩展业务经营。1916年，黄楚九完全脱离五洲大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从项松茂作为一名爱国商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作为当时上海最具势力的宁波商帮的杰出代表，项松茂接纳来自徽州的詹福熙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可知当时上海商界对于人才和职业经理人的选拔，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1924年，詹福熙因为帮朋友下里弥吉的忙，离开五洲大药房，改行从事照相器材生意，担任千代洋行买办（注：今总经理）。《福熙自述》第七段简要阐述了其自创生意的这一重要阶段：“余与项君同事将近十载，感情甚洽。后因日友下里弥吉系业照相材料，管理乏人，来与余商，托谋管理之人，余允其缓缓代访适当人选，惟下里每日来催，不得已，余允暂帮其忙，当将详情商之项君，蒙允余请，当将五洲分庄主任辞去，专办千代洋行照相材料。不十年，而经营业务已遍全中国矣。不幸，九一八中日战事发生，因国际关系，不得不脱离千代而自谋，即创设华昌，专营照相材料，于劳合路白克路恒清里，专做批发。一年后，设门市部于山东近南京路口。民国廿六年全部迁至南京东路四七一号，经营至民国卅八年，将店务交大小儿永匡管理。”1915-1924年，因为总经理项松茂的赏识和器重，詹福熙在五洲大药房获得经营的大发展，开启了詹福熙人生创业过程中的第一次辉煌时代。而当时的药店不同于现在的药店，它在同一柜台还可以经营其他货色，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也卖点照相器材、胶卷、卡纸、显影药水等。因为兼营照相器材的缘故，詹福熙认识了日本人、上海南京路“千代洋行”老板下里弥吉。以进出口业务为主的千代洋行创始于1910年，是上海最早经营照相机的洋行，也是经营照相器材最著名的洋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该年底，詹福熙离开千代洋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地址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成为当时中国最早自营照相器材的商号之一。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詹福熙宁可少赚点钱、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照相材料而拒绝日货，体现了一个爱国商人应有的民族气节。1935年，华昌照相材料行还创设“晨风摄影研究社”，发行摄影杂志《晨风》，从1933年12月创刊至1935年10月，先后总共出版12期《晨风》刊物，16开本，内容分照片、摄影研究、文艺三个栏目，其办刊目的在于“研究摄影艺术，提倡中国自造摄影用品材料”，实际是一本面对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大众刊物。《晨风》摄影杂志在推广普及摄影知识和摄影技术的同时，还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摄影家，创造了一大批优秀摄影作品。中国第一位新闻摄影记者、著名的国际摄影大师郎静山（1892-1995年）也经常为该刊物供稿。在第4期的“摄影研究”栏目里有一篇名为《献给爱好摄影的年青人们》的文章：“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发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堂，你想，这是甚么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流来，……摄影家要用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的事实包括在他的作品里。”该文并指出，只玩弄技巧或唯美底艺术作品，不能给人多大的影响。当时的摄影研究杂志大多只刊登技术、器材、技巧等方面的文章，但它却刊登政论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物还只刊登德、美、英的器材广告和华昌自身的各种广告，唯独不登日本照相材料商行的广告，足见詹福熙和编者的立场，以及当时上海摄影界普遍的观念和取向。
1934年4月，华昌照相材料行在汉口成立分店后，由詹福熙的族侄、爱国商人詹励吾（1904-1982年）担任经理，不久又在长沙、南昌开设分行，由詹励吾弟弟詹新吾等担任经理。鉴于“在偌大的一个华中区，竟没有一个定期的摄影读物，来沟通摄影消息，交换摄影知识；使初习摄影者得些自学的经验，使一般摄影作家也得些观摩之益”，为此，1935年10月，华昌照相材料行汉口分店出版发行了摄影杂志《华昌摄影月刊》，后改名《华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刊21期，16开本，用道林纸印刷。《华昌影刊》以刊登照片为主、文字为辅，适合初学摄影者阅读。1936年11月出版的第14期，专刊在长沙举行的华中六届运动会照片，这批照片为华昌照相材料行长沙分行所属“大光明照相馆”的摄影师到运动场拍摄。第15期刊出杜志青《黔地风光——山国里的一群苗人》，全部为苗族妇女劳动和服饰摄影，共刊出6幅，连续登了三次。在第17、18两期里，刊出《四川风景线（川江）》照片共18幅，都力图表现出国难多事之秋祖国的大好河山。1937年元旦，北平银光社欲将银光二届影展作品卖些钱，捐献给在冰天雪地浴血抗敌的绥东战士，该社蒋汉澄、魏守忠等四人写信请求《华昌影刊》支持，《华昌影刊》于第17期予以刊载，这是对绥东抗敌将士的支持，也是对银光社爱国义举的鼓励。第18期刊出无锡雪浪社一届影展作品18幅。王劳生《写在雪浪影展之前》文章称：“至于作品的题材，我们自知对于自然界的习作太多，而于高唱‘国防艺术’的今日，我们所做到的，实在太少了，以后应当在这一点上自励而努力。”“我深知摄影艺术实为大众的艺术，又可说深入民间的艺术……”王劳生的“国防艺术”虽未直接提出“国防摄影”，但他站在“国防艺术”的高度来检验他们展出的摄影作品，表明了当时摄影家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华昌影刊》也同《晨风》杂志一样，坚持爱国立场，拒登日本照相器材商行的广告。很显然，近代以来的商人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十分重要，詹福熙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商人，与善于利用中日关系不无关系。在此意义上，詹福熙同项茂松一样，都属于爱国商人。虽然，只要是有利于自己商业活动的展开，大多数徽商并不排斥外国人，但詹福熙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先为日本照相器材商人担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决然离开千代洋行，另立炉灶，本身就是具有民族气节的行为。这种高尚品质为詹福熙平静的晚年生活埋下伏笔，这也是其抗战胜利之后能够继续经营并安然修纂族谱的根本原因。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事件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长江航运中断，华昌照相材料行的货运通道变得十分困难，生意受到一定影响。1943年，位于重庆中山东路的华昌照相材料航重庆分行经理程质文为了使照相材料方便地运往内地，急忙与詹福熙商研对策。当时，詹福熙正在婺源老家为其新建造的房屋“福绥堂”落成而祭祖庆贺，经由新安江从淳安到达屯溪。在屯溪期间，经由著名爱国商人、婺源人孙友樵（1903-1992年，当时屯溪最著名的茶商，解放后担任安徽省工商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介绍安排和帮助，詹福熙发现了从临安、於潜、昌化、昱岭关、三阳坑、歙县到达屯溪的徽杭古道比较便利于货物运输，于是通过这条徽杭古驿道，把货物从上海经杭州运往屯溪，再从屯溪运往内地各大城市的华昌分店。为了便利于从上海发往屯溪的货物中转和资金结算，詹福熙买下了屯溪市民族路41号店铺，开设了“祥大布店”，其商业经营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注：詹福熙和华昌照相材料行的活计詹光达在晚年时曾经把这段传奇经历向其第三子詹永年口述，后经詹永年整理成《秘密通道》一文，刊发于2009年10月13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
在詹福熙的苦心经营下，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生意日隆，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批零兼营照相器材商店，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长沙、昆明等地陆续开设分店。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詹福熙还以其三个儿子命名，在上海西藏北路开封路口、热河路、老城隍庙三牌楼分别开设了永康、永茂、永炎（注：即詹永年）等三家典当行，在江西乐平还开设有天元布行，商业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
1947年，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从山东路近南京路口迁至南京路471号，业务获得更大发展。1949年，詹福熙决定退休，将店务交给大儿子詹永匡（1913-1987年）。解放后，华昌照相材料行在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华昌照相材料行改名为“国营红卫（华昌）照相材料商店，店面扩大为南京路471-475号，一直经营到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仍可见到文革时期国营红卫（华昌）照相材料商店的发票，上面列有地址、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解放后，詹福熙也从上海搬到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纵观民国时期詹福熙的商业经营历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阶段：一是在上海五洲大药房担任延安中路分店经理的经历，二是自己创办华昌照相器材行，这也是其创业人生的两个辉煌时期，成就了一位传统爱国商人在时代的夹缝里如何创造商业财富的典型成功案例。作为传统时代末期最后一批徽商，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传统徽商经营的大环境彻底消失，徽商彻底衰亡，这是历史的宿命。
传统现代相交错
举族经商、热心公益、热爱学习、一心向善、醉心风水、纂修家谱、精通歧黄等特点，都体现了徽州商业氛围下的传统文化熏陶，即便是在中国传统时代末期侨寓并定居上海的徽商，詹福熙还是保留有明清时期以来传统徽商应有的主要品质，依然带着作为区域人群“婺源朝奉”的某些特点。
第一，詹福熙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来自同乡关系，带有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特征，这一点强烈影响着徽商詹福熙一生的为人行事。《福熙自述》在详尽阐述了与项松茂的商业交往和自创华昌照相材料行的极简要经历后，文章第八段也是倒数第二段如此写道：“余在五洲遇同乡益友三位，一系回峰汪惠成，精于罗经，余乡间住宅、门位，均经彼与程、李二君商定，后与汪君为儿女亲家。程君质文，别号谷轩，系婺之武溪即下溪头（注：今婺源县溪头乡下溪头村）人氏，精于堪舆，余之二个内人及先严坟地，均由程君详示，日后借重尚多，不胜细载。李鉴贤君，字味斋，婺之胜田（注：今婺源县思口镇理田村）人，与余交时，余在五洲服务，李君精于歧黄，余在四十岁前身弱多病，均由李君诊断，即合家之疾，亦由李君之指示，无不手到病除，可谓妙手回春。”《自述》最末尾一段就一句话：“上述者，希我后裔永志勿忘。”至此，《福熙自述》戛然而止。詹福熙希望其子孙能够铭记他儿时的家庭苦难、学徒时代的甘苦、创业时期的艰难，也希望能够记住记为婺源同乡的真挚友谊。
通观詹福熙的交际人群，有一大部分是其同乡婺源商人，比如年青时当学徒，介绍人和业师都是婺源同乡，而在五洲大药房担任帮办和经理期间，幸运地遇到了三位在他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益友”，也都是婺源人，一是回峰汪惠成、二是上溪头程质文、三是理田李鉴贤，这三个村落与詹福熙的家乡庆源村距离都甚近。汪惠成与程质文均精通堪舆和岐黄术，这正是徽州区域社会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徽州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流派，比如程质文所在的村落下溪头曾诞生了中国现代著名中医大师程门雪，又比如徽州的万安罗盘是全国最著名的罗盘，明清以前徽州罗盘就行销各地，或许可以当作徽州人重风水观念的注脚。笔者在深入研究历修《婺源县志》后发现，诸多婺源商人不仅善于经商，也往往“精岐黄”、“精堪舆”，或“究心于青乌”，这些精通医术的商人也往往并非职业医生，而仅仅是对医术着迷，进而研习医术；同样，精通风水术的商人往往也只是对风水着迷，而并非职业风水师。汪惠成号退庐，华昌照相材料行支持创办《晨风》摄影杂志的封面题字，作者就是汪惠成，如其《自述》所言，詹福熙与汪惠成之间还是儿女亲家。程质文号谷轩，曾经担任詹福熙华昌照相材料行重庆支店经理，精通堪舆术，亦正如《自述》所言，詹福熙庆源老家的宅居“福绥堂”、两位妻子的墓室选址，均为程质文所勘定；李鉴贤字味斋，与詹福熙同时期经营钟表业、百货业，在福州路开设有义仁钟表行，1945年曾参与发起上海钟表商业同业公会，解放前夕与同乡詹励吾等人一起迁居侨寓巴西，后来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佛教居士和慈善人士，精通医术。这说明，詹福熙沐浴在徽州区域社会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尤其重视传统医学的风水术，以至于晚年极为推重这三位具备了徽州区域社会最重要人文特征的同乡挚友。
第二，热心于家乡和侨寓地的各种公益慈善事业。由于明清以来侨寓各大中城市的徽商人数众多，因此在徽商侨寓地大都设有徽州义冢、婺源义阡等，用以安妥那些未能回乡的亡魂，上海徽宁思恭堂即为上海最重要的徽州善堂。据1916年第37刻《徽宁思恭堂征信录》记载，在“民国五年（1916年）丙辰婺邑长生愿捐数芳名”名单中，詹福熙曾“捐洋一元”，时年三十岁，担任五洲大药房延安中路分店经理。詹福熙不仅仅在侨寓地资助徽州同乡的义行善举，而且还热心资助家乡的各种公益事业。民国十四年（1925年），婺源合邑重修《婺源县志》，县志末尾的《捐助修志衔名》记载有“北四区詹福熙捐洋五十元”（详见民国《婺源县志》附录《捐助修志衔名》），时年三十九岁，担任千代洋行经理。可见，詹福熙虽然身在上海，依然心系婺源。这种对于故乡执着的眷恋，是徽州区域社会另一个最为重要的人文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詹福熙就经常接济上有困难的同乡、亲友和客户，按照他自己的话讲，叫做“共渡国难”（详见詹永年《徽商——记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一文）。当时在侨寓地的徽商之间，与其他业界的徽州人之间，都有所来往、互相接济，这种人际往来是维系侨寓地桑梓乡情的最佳途径。因此，徽商詹福熙经常接待家乡来客就不足为奇，这一方面是他在道义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也是其构筑经营网络和搭建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在当时的上海滩，同乡的地缘和姻亲戚友的血缘关系所构筑的徽商社会关系网络，是徽商经营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
抗日战争期间，詹福熙因为生意缘故经常行走于徽杭古道，由于从事中西药业生意二十年而熟谙药物疗效，途中经常用金鸡纳等西药为途中的挑夫等人群治疗疟疾等各种疾病。詹福熙有个贵阳客户姓吴，有一次带着儿子到上海进货，后来吴先生接到电报说家中变故需要火速赶回，吴担心带着十岁的儿子不方便，经不起水路折腾，詹福熙就安排寄住在自己家里，吴走后杳无音信，这位十岁的小孩吴俊民就此成为詹福熙义子，与詹永年兄弟同吃同住，一起读中学、读大学，直至十多年后全国解放，吴先生才出现，这时候吴俊民已经从上海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毕业，孩子都有了三个，成为著名的口腔医生。受吴俊民影响，其弟吴哲民也到上海读书考上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著名的口腔医生。
詹福熙中年时期开始热衷于佛学，与弘一法师、马一孚等著名宗教界人士有所交往。年过半百，詹福熙开始学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六十学吹打”。佛学精深，佛教典籍深晦难懂，但詹福熙一点点地学，津津有味。詹福熙曾有幸拜著名高僧弘一法师（1880-1942年）为师，经常跑到虎跑寺向弘一法师研习佛学，一呆一整天，回来总是向儿子啧啧称道说“那才叫有学问的人”。詹福熙五十大寿时（1936年），弘一法师做长眉寿佛一幅为贺，詹福熙也出资重修虎跑寺济公舍利塔院。马一孚（1883-1967年）是国学大师、世外高人，很少和商人打交道，但他和詹福熙却常有来往，1965年詹永年结婚，马一孚亲自担任证婚人，还题写一副中堂“佳偶如仙”相赠。
第三，重视传统教育。徽商最重要的特质是“贾而好儒”，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就是在经商之余，十分热衷于传统儒学教育。詹福熙作为传统时代末期的徽商，处处体现了传统徽商的特点。正如永年介绍，“父亲生平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或交流贸易心得，或畅谈故里旧情，相谈甚欢”，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父亲和所有徽商一样，都很重视教育，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父亲仅读过几年私塾，谈不上什么学历，但他一辈子都好学，认字、练毛笔、学心算、打算盘，结果他的文化比几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强。他对有学问的人很仰慕，经常向他们请教”，“像所有徽商一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时候我们除了学文化，也要上柜台，学待人接物，学做生意。”（详见詹永年《徽商——记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一文）正是因为重视传统教育的缘故，1946年，詹福熙曾经在屯溪隆阜双渠口买下一处房地产，捐给紫阳小学作为校址（注：今黄山市屯溪区隆阜小学，2010年改名为戴震小学），该学校生源多为农村贫困学生。
第四，热心家族凝聚力事业。1943年，詹福熙在婺源庆源老家兴创建宅居“福绥堂”，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设有过溪桥、下水步，堂内植有方竹、月月桂、紫薇花等各种花卉，建有鱼塘一口，整体建筑外形设计独特,内中石雕、砖雕和木雕，均极为精细。如今，“福绥堂”依然是婺源庆源村最靓丽的风景点。为了便于从上海往外地发货，抗日战争期间詹福熙还在今杭州市东坡路77号建造了一幢二层五开间、带花园的别墅，解放后詹福熙一家搬到杭州就居住在这里，改革开放后被征用，如今该别墅已不复存在。1949年，詹福熙手抄《庆源詹氏族谱》，将其父詹良盛迁葬于休宁摇溪长岭桥山上。这些都是詹福熙热心家族凝聚力事业的重要表现。
当然，除了具有传统徽商的传统特质外，詹福熙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徽商的若干转型。徽商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牢固，同时这种牢固的商帮内部结合反过来又强化了徽州区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随着近代以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徽州商帮这种性质有所改变，表现为血缘和地缘关系既是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徽商经营中一直保存的重要特点，同时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徽商的社会网络也有所拓展，这一点从婺源徽商詹福熙和俞仁耀的商业生涯中，都可得到印证，这种拓展主要是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而从更多层面上寻求适合、有助于其自身商业经营的社会资源。比如，促成詹福熙人生第一次辉煌的商业巨子项松茂，并非来自徽州而是来自宁波商帮，这就说明近代以来，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徽商连同其他商帮一起，在职业选择和商业经营上已突破地域限制，而在类似上海这样的近代化城市中寻求更加宽广的社会资源。再以木商俞仁耀收纳的几个学徒为例，其中孙开济、王茂林、孙开趣、王鉴湖、俞开创等人是婺源宗亲或戚友，而吴烈华为浙江平湖人、钱云清为江苏无锡人、戴昌龙则为浙江宁波人，他们并不止限于徽州戚友和同乡，也同近代社会这种背景密不可分（详见何建木《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史林》2005年第92期）。但必须指出，自近代以来徽商等地域商帮在构建社会网络过程中，对于地域的突破，并不代表是十分彻底的行为，比如詹福熙初到上海时也是通过同乡戚友的关系得以获得学徒机会、在其《自述》的末尾，又谆谆告诫子孙不可忘记几位同乡好友；俞仁耀的学徒中依然主要是婺源同乡宗亲戚友，而且平时接待的客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婺源家乡的乡亲，这些都说明，同乡的地缘和戚友的血缘关系，依然是徽商社会网络中的最重要资源，只不过在其构建过程中已经更加多样化、多元化，从更多方面吸收社会资源，为自己经商服务，因此对于这种社会网络拓展的程度，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近代以来徽商社会网络拓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在于，随着时代的推进，其婚姻范围已经更进一步突破了籍贯地域的狭隘。詹福熙娶妻“莘源汪小棠公之长女闺讳湶好”，而继娶侧室则为“江苏吴县曹宝寿公之女闺讳多智”，“继娶三室，浙江镇海县柴桥镇曹谓勋公之女闺讳福智，生于光绪乙巳正月廿七戍时，生子一，曰培集。继子培芳、培芬。培芳生于民国癸丑八月十七卯时，娶回峰汪氏。培芬生于民国壬戌正月十五子时，娶淇源王氏。培集，生于民国丙子三月初丑申时。”从这一点看来，詹福熙及其儿子的婚姻范围徘徊于徽州家乡与侨寓地之间；而木商俞仁耀一家的婚姻对象，则在其子女、孙曾辈，已经更进一步突破了这种限制，仁耀养子金泰（1930－），娶妻婺源龙山乡孔村潘顺宜，孔村也是仁耀之妻潘氏所生的村落；仁耀次子阳泰（1931—）娶妻江苏江阴人王华皖，继娶廖群华，四川绵阳人；三子昌泰（1933－），娶妻张宝玲，辽宁沈阳人；四子荣泰（1944－），娶妻沈金妹，江苏启东人；仁耀生有一女，名爱美（1940—），嫁浙江湖州姚涛。而仁耀之孙辈、外孙辈，则没有任何一人再与婺源籍、徽州籍人士发生婚娶关系（详见何建木博士论文相关章节）。从这一点看来，近代社会的时代推进是导致徽商及其家庭社会网络的拓展，时代愈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范围愈加扩大，不再局限于以同乡籍贯为主的地域之分别，这是现代化社会过程在人际关系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总之，虽然生活在晚清民国，但詹福熙身上依然具有传统徽商所特有的徽州区域社会最显著的人文特征和各种优良品质，堪称地地道道的末代传统徽商，却因时代转变而带有近现代商人的若干特点。
余论：老来回首独蹉跎
《庆源詹氏族谱》卷末收录的《福熙自述》一文，出自民国时期末代徽商之手，在不长的篇幅中讲述了徽商詹福熙前六十年的个人生活史。据詹福熙自编家谱，他的生平应如此表述：“四十世祖焕湶公，讳焕湶，字福熙，号镜山，乳名世荣，行煌，廷蛟公之孙，良盛公之第三子，生于清光绪丁亥三月十三子时。孺人莘源汪小棠公之长女，闺讳湶好，生于光绪辛卯十月十八巳时，殁于民国卅六年丁亥八月初五丑时，在年五十七岁，葬本里羊湖山丁山癸向，由下溪头老友程质文先生卜扦，由程映三先生分金偈名螃蟹赶螺形。继娶侧室，江苏吴县曹宝寿公之女，闺讳多智，生于光绪辛丑十一月廿七戌时，殁于民国卅四年乙酉五月十五丑时，在年四十五岁，于民国丁亥五月十五日奉莲谕升坐龙华万缘宫。葬本里下村跽后背酉山卯向，由下溪头老友程质文先生卜扦，由程映三先生分金偈名本星锹皮金钗堕地形，经老友程质文先生改偈螃蟹吐渤形，坟前联句：‘案外贵人朝笏拱，堂前武曲巨门临。’继娶三室，浙江镇海县柴桥镇曹谓勋公之女，闺讳福智，生于光绪乙巳正月廿七戍时，生子一，曰培集。继子培芳、培芬。培芳生于民国癸丑八月十七卯时，娶回峰汪氏。培芬生于民国壬戌正月十五子时，娶淇源王氏。培集，生于民国丙子三月初丑申时。”可知詹福熙一生三娶，生子三人，詹永匡（培芳）、詹永茂（培芬）、詹永年（培集）。
詹福熙是这部族谱的抄录者、编撰人和保存者，扉页上用圆珠笔清晰的写着“红卫照相材料商店 詹福熙”，从“红卫”二字可知看这时候家谱主人的店业已经公私合营，而这时的詹福熙，已经垂垂老矣，年逾七旬。最终不知出于何种因故，这部用墨笔小楷认真细致地制作并编排的家谱，流落到公立的上海图书馆，在其背后，一定还有一段故事。
民国时期，更多的徽州人已经不再像明清时代那样驰骋全国商场，而是选择了默默地躬耕垄亩，以农人的身份走向1950年之后的新时代。比如，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代，同是婺源北乡水岚村的农家子弟詹庆良，在“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以其鲜活的个人生命，印证了历史的脉动和人生世态，提供了传统历史编年之外的一份民间记录”，留下了一册富有史料价值的《詹庆良本日记》（详见王振忠《水岚村纪事：一九四九年》，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一版）。如同詹庆良本日记所提供的丰富信息所示，以1949年为分界，婺源、徽州乃至整个中国人的命运，开始了巨大的逆转。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断言以1949年为界，传统意义的徽商从此在徽州区域社会销声匿迹，或许这也正是詹福熙之所以选择在这一个年份撰写《福熙自述》的真正原因。而詹福熙终究是幸运的，因为他走出了家乡，走向了广阔的商海，在徽商衰落的传统时代末期，成就了最后一代徽商所能达到的人生辉煌。
如今，詹福熙家乡婺源庆源村的詹氏族人，在为开发旅游而编印的宣传手册上如此写道：“詹福熙，青年时在上海日商‘千代洋行’担任买办（总裁），经销照相材料。‘八·一三’抗战爆发，出于爱国热忱的詹福熙积极地投入抵制日货运动，毅然脱离‘千代洋行’，另在上海南京路创设全昌行，经营美国柯达公司、英国伊尔福、德国矮克发及法国等各种照相材料及照相器材。在30年代国内经营照相材料的很少，因此，生意兴隆，业务发展迅猛。相继在成都重庆、金华、宁波、长沙等大中城市设立分行，并垄断整个照相器材行业。”纵观徽商詹福熙一生，在巨大的时代与社会变迁面前，其个人起起伏伏风姿多彩的生活史，不免令人嘘嘘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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