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徽州，无论是世家大族、名门闺秀，又或是是僻壤穷村、寡妪村妇，徽州女人们秉持“勤、朴、仁、爱”，坚守“忠、孝、节、义”，千百年来，她们或是才华绝代、或是勇于担当、或是悲壮凄婉、或是义薄云天，为古徽州深厚的人文底蕴融入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山路和庄园”，徽州地区山峦连绵、峰高岭深，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劣，决定了徽州人必须靠外出谋生来养活全家。“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古徽州男人自年少就得外出奔波，闯荡经营的真实写照。徽州男子的外出闯荡，造就了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徽商”文化。而留守的徽州女人却因男人们的长年奔波在外，而不得不以柔弱的身躯扛起了外耕田园、内主家政，上侍公婆、下携子孙等生活重荷。
徽州女人素“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白昼辛苦不说，即便夜晚，还要纺纱织布，其“同巷夜从相纺织，一月得四十五日”！ 清代着名学者洪亮吉幼时“极贫”，其母蒋氏携三女租败墙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纺织，勤以女红，供养亮吉刻苦读书。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亮吉吃点粮食，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终有洪亮吉入朝为官，光耀祖庭……
徽州女人的义薄云天也丝毫不逊于须眉。五代期间(公元907-960)年间，在婺源和休宁交界的浙岭“吴楚分源”处，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方姓老妪。老人家生活清苦，却乐于助人为乐。数十年不断，采山林间所采之茶、汲岩崖之涧，烧茶供水，义务为南来北往行走之人解渴消乏。老人去世了，过往之人感怀老人的恩义，于茶亭处垒石堆冢，日积月累，竟然堆出了一个高六米，占地60平方米的“堆婆冢”。明代学者许仕叔在《题浙岭堆婆石》诗中叹道：“乃知一饮一滴水，思至久远不可磨”。此后，徽州山岭古驿之中皆有茶亭路亭，亦有人设茶供水，并高悬“方婆遗风”之茶幌……
徽州女人的大德与睿智也是古今中外所罕有的。在古徽州婺源新岭村有一女子程氏，虽家道殷实，程氏主持家政却是为富尚仁。以助人公益为己之本份。时常捐钱修路建桥。在潮州水灾、皖北水灾等天灾人祸时，程氏总是出巨款倡赈以捐。临终去世时，她还将家里仅余的一千八百两银子拿出来，资助无锡和湖州修桥便民。程氏说：“积财与子孙，费若积德传后世焉”清道光年间茶商世家王茂荫，幼时丧父，由其老祖母方氏一手扶养长大。王茂荫后入朝为京官，赴任前，老祖母特别告诫孙子：“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不欲汝跻显位，致多金”，王茂荫谨遵祖母教诲，只身赴任，不带家眷，不置房产，长年寄寓于同乡在京开设的“歙县会馆”，不仅为朝廷国事殚精竭虑，直言敢谏，在户部右侍郎位子上尽职尽责，格已自律，“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铭记老祖母之教诲“终生志之不敢忘”，一贯“悯厄困，拯危难”。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许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徽州女人的曼妙才情、优雅的诗文，更是徽州文化历史长廓中的一抹瑰丽的风景。封建道德思想的“三从四德”，是对古代女人灵与肉的深重残害。而“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麻痹了、压抑、阻碍了中华女性潜能的发挥。而古徽州崇文尚学、民风淳厚，女性的潜能发挥有了相对的宽松。因此，古徽州历史中的一些巾帼奇人、才女名媛辈出。
宋代休宁寓居钱塘的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书香之家出身的朱淑真丽质聪慧，博通经史，精诗文、善书画、通音律，“文章幽绝，才色清丽，实闺阁所罕见者”。所着诗词作品大多已佚，其《断肠集》二卷，世人将其和大词人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双绝”。徽州的才女名媛，频出不绝。有明末歙县的“女博士”吴娟、巧制柳叶诗的程璋、“海内闺阁第一”的休宁曹贞秀、名医汪瑞英、七岁能赋《春雪》诗，人称“小谢道韫”的黟县汪端、被称为“清女史第一”的歙县吴正肃、歙县“女杰”汪蓉、女小说家邵振华、胡适挚友曹诚英、民初教育家革命家舒畅予、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等等。民国学者胡在渭的《徽州女子诗选》中，就收录了仅明清两朝63位徽州女诗人109首诗作。正是有这些在诸多领域引领风骚的徽州女性奉献的聪明才智，才使徽州文化有今天的异样璀灿。
但是，徽州女人毕竟是生活在漫长封建社会时代，加之徽州为“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在 “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节操观念的毒害下，古徽州也塑造无数惨烈凄凉的“节妇烈女”。民国《歙县志》所记明清歙县烈女竟多达8606名、同治《祁门县志》则载祁门小县的烈女2839名、黟县旧志亦载明清烈女1834人。其余各县，亦比比皆是。其烈女者，妻妾守节者有之、妯娌守节者有之、婆媳守节者有之，其婆媳、孙媳、曾孙媳之同守节者亦有之。因此也就有了“一门双烈”、“一门四烈”、“一门五烈”乃至“方门九节”之类的谥颂。据统计，在古徽州各类牌坊中，以彰女子“贞节”者逾三成尚多。而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占45%。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
清代歙县汪于鼎有一首《纪岁珠》的诗，记述的是：歙县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年青媳妇，新婚刚一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去了。小女子在家孤苦伶仃，独守空房，仅靠做些女红刺绣换粮度日。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计算着和夫君离别的日子，即每过一年，就要用自己的辛劳所积买一颗珍珠，放在床边小坛子里。终于二十余年后，当年的小伙子胡子拉杂、风尘仆仆地回家了，却见家门铁锁已锈，其妻已于三年郁郁而殁。空房帏帐旁只有小坛子里用彩丝系着的珍珠二十多颗！汪于鼎诗中写道：“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
在古徽州还有个辛酸的故事：一位奄奄一息的徽商老妇临终前，从枕边拿出一盒磨损得非常光亮的铜钱，让人转告夫君：“我每次春潮汹涌，欲睡不能之时，便只好拿出男人外面寄回的这盒铜钱，整夜整夜地数，次次数到天明……”
呜呼，其悲也甚，其痛亦切！到底是谁导致了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呢？其实，令徽州女人一生凄苦悲怨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她们朝思慕想的夫君！
徽州自古尚文重学，信奉“学而优则仕”，其鲤鱼跃龙门之为官者，自然不会人皆有之。可为着要生存、也为着要出人头地的虚荣所驱使，也就只能外出从商了。因为徽商多是求仕不成的读书之人，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知识分子。其智慧自然是一般商人无以比及，再加上徽商非常敬业，不是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么？为追求更大的利益，徽商们为了生意是可以数年、数十年不回家门。这样的商人能不成功么？于是，徽商也就越做越大，鼎盛之期，富可敌国。以至于乾隆爷六下江南，前后操持的都是徽商的身影，所以也就有了“红顶徽商”的辉煌。
徽商外出创业之初，要打拼积累，要左右周旋，自然无暇回家照应娇妻新媳。于是，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打拼下来，等有时间回家时，却发现家里的女人早已在外耕田园、内主家政，上侍公婆、下携子孙的岁月磨砺中，娇妻耗去了娇颜，新媳熬成了老妪，哪里有金陵华都、十里洋场的风花雪夜的芳韵……
好在徽州有叶落归根之习，于是无论事业有多大，心有多野、人走得有多远，老了都是要回来的。在古徽州，算得上幸福的女人，就是丈夫尚能在年老之年退隐回家，虽然老了老了，可也算是让家里的女人可以享受最后的些许情爱欢乐吧……
不管是骑着马、乘着舟、还是坐着轿出去的徽商们，最终都是要回来的。所以，也有很多徽商们是死后用棺材从外面抬回来家的。不管是守活寡还是守死寡，得不到夫妻间的情爱欢娱，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守贞，几乎是许多徽州女人共同的命运了……
站在裳樾牌坊群前，我忽然想到，徽州女人留给我们的，绝不是那一座座因皇恩浩荡而赐予的贞洁牌坊。自汉唐以来，正是有了无数徽州女人们的俭朴勤劳，聪慧勇敢、坚毅顽强，在默默承传和弘扬传统美德，灿烂瑰丽、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才有了更加精彩的内涵。这些由无数的“徽州女人”们组成了一部史诗，一曲悲歌，一座丰碑，令我们忍不住要吟诵、传唱、并满怀崇敬地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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