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作者：常建华）
引言
宋元时期的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前称歙州）辖有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元成宗元贞元年升婺源县为州），相当于今安徽黄山市附近地区与江西省婺源县，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徽州的古老居民是山越人，汉末、两晋之际、唐宋之际外部人口大量进入。由于徽州封闭的地理环境，战乱较少，进入徽州的强宗大族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当地社会经过长时期地整合，至明代已经形成宗族社会，宗族祠庙祭祖得到相当的发展。
明代的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万历《祁门县志》对徽州的宗祠有比较系统的记载，我曾将这些方志与文集、族谱资料结合，探讨了明代徽州宗祠的发展问题。我认为：“明朝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祁门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乃至全国宗祠发展的动力。‘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徽州地方志对祀先之所的记载，由弘治时的祠堂变为嘉靖、万历时的宗祠，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凸显和宗族的制度化与组织化。” 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宫室》记载的15例祠堂中，虽然多是明代兴建，但也有宋元祠堂的沿袭和旧祠的重建。我想了解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基本形态，以期从长时段观察徽州地域社会宗族的演变。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问题尚无专门研究，我主要依据明代族谱以及元、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献试作探讨。
徽州望族众多，汪程最为着名。徽州学者程敏政说：“新安在万山中，兵燹少经，号多旧族，汪程两姓为尤着。程祖陈将军忠壮公，汪祖唐总管越国公。” 又说：“徽郡惟汪氏姓最着、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谚。” 这两个徽州古老的大族，宗族制度完善，祭祖祠庙发达，我们以其中的汪氏为例考察其在明代以前的祠庙祭祖问题，以期把握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进程。
徽州汪氏比较可靠的历史从汪华开始。隋末世变，徽州土着汪华起兵平婺源寇，摄歙州刺史，攻下宣、杭、睦、婺、饶五州，建号吴王。奉隋正朔，民不受兵十余年。唐初归顺新朝，为总管六州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汪氏最早的祠堂是纪念汪华的庙宇。程敏政《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说：“唐歙州总管越国汪公，有庙在歙之乌聊山，始贞观己亥，着于令甲，历代因之，号其庙曰忠烈。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又各即其地为行祠。其在休宁乌龙山者，莫知所从起。……越公远孙居汊川者曰永庄，以祠出众力之所成，因时修葺，而阙世守之规非便，乃以成化丁酉于庙之左买地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若干亩赡其用，诹日告于庙下，以谂其族与其乡之人。” 据此则乌聊山忠烈庙建于贞观十三年（己亥，639），由官府批准。也有记载“唐中世刺史薛邕迁越国公庙于此（乌聊山）” 。而汪华被赐“忠烈”事在南宋，所以另有记载忠烈庙建于宋代。歙县《灵阳方氏谱·祠庙制》说“忠烈庙：宋时伯起翁开基设像，以祀汪王。” 徽州各地建有忠烈行祠，形成庙宇群，休宁乌龙山的忠烈行祠只是其一，从成化时代的学者程敏政“莫知所自起”来看，其建置年代也很古老。虽然忠烈祠属于名人特庙，而且带有地域神的性质，但是对于汪氏来说，它无疑是一所祖庙。
关于行祠之制，程敏政说：“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于世，有国者必崇祀之，着于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别有先祖一祀。着于礼，礼法并行不可偏废，而况有俊功大惠于世者，置弗祀者可乎？专祠矣而复祀于家则亵，置弗祀则简。于是中古以来，有行祠之设，卜地为之，其之视公祠则杀，视家礼则隆，亦犹民间不敢僭称社稷而曰义社也。” 国家建庙纪念有功于国家的“忠臣烈士”是一种“专祠”，也是“公祠”。对于被纪念者的家族来说，这种专祠则是一种先祖的祭祀，因此又卜地设置“行祠”，介乎公祠与家礼之间。从形式上看，行祠是作为“公祠”之“专祠”的分祠存在的，实际上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主要是作为子孙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是一种宗祠。
汪氏始祖有一些墓祠。所谓墓祠，就是建于墓旁的祠堂，以此岁时节日上冢祭祀先人及合族，墓祠又称冢祠，一般多以堂、亭、庵、精舍命名 。汪氏墓祠之一位于歙县吴清山。汪氏有始祖文和，相传为汉龙骧将军，又为会稽令，因爱会稽山水而家于此。其孙澈，汉封新都侯，始迁徽。来孙道献为晋黟县令。汪华为道献之后裔。汪澈、汪道献的墓在歙县东七里的吴清山，因越国公功勋在天佑三年（唐哀帝年号，906）于墓前建祠，祠中奉这三位祖先图像 。另外唐永徽间，汪华还葬歙县云岚山，“父老建祠尸祝之，自唐迄明，将事唯谨。” ，其中元末“婺源裔孙元帅”汪同“捐田奉祀甚盛” 。
休宁藏溪汪氏在宋代由汪时若、汪士良等建祠堂，“以奉其先” 。
汪氏的历史由后人追述到鲁成公次子名汪，封颖川侯，汪侯被视为汪氏始祖。实际上汪氏可信的历史是从隋末的汪华开始的。据说汪华有九子，加上其弟，诸支分衍徽州以至其它地区 。七子汪爽的后裔，13代汪道安在唐代以兵马使镇婺源，道安有子二人：源、濆，治第大田。源、濆相继去世，葬宅畔，汪氏“遂以所居宅其构祠其上，延僧焚修，遂成大田寺，汪氏为檀者家焉。强（源之子）之曾孙继葬寺后，玄孙景葬寺枫林，松柏掩映，岁时会祀。……元至正壬辰盗作，祠毁碑失，洪武三年东子孙之居水东、环溪石田，浮沙者，复新轮奂，以妥先灵。” 这本是婺源汪氏的一所墓祠，因“延僧焚修”墓祠变成佛寺，后世子孙会祀于此，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质。道安镇守婺源三浯镇，人赖以安，“既殁，镇人追思不忘，构祠报祀，署曰端公，以官称也。” 道安孙、濆子中元迁婺源大畈，大畈汪氏以道安为始祖，立祠感恩院，“肖公像于感恩之祠”，元至正壬辰（十二年，1352）兵变，感恩院灾，子孙筹划立祠里中，明初于“里社之东偏买地鼎新祠宇，岁时率族人祭奠其中。……为屋四楹，中奉公像，旁列公以后诸先祖，咸从祀焉。” 端公祠有一个从地域神向族神、从寺观立祠到独立建祠的发展过程。
大畈汪氏设立大小宗祠进行宗族建设，休宁人赵汸（1319-1369）在《知本堂记》叙述了具体情况，赵汸卒于洪武二年，享年五十一岁，他讲的是汪氏在元季的情形。他指出：宗法之废久矣，近代盛时，虽号为世家大族者，其子孙往往散越无以相维与凡民等，而况于衰乱之世乎。……同郡汪侯仲玉早岁尝有志于斯，中遭多难，虽军务填委，未尝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畈里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其上通三间以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余世。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教之。庙有庑有门，时享月荐，买田以给月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别为专祠于大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夫宗法之不能复，故自前世以来病之，侯之意盖欲因四时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远，如彼有功德者之成又如此，则必不肯一日自同于凡民子弟之学。……自祸乱以来，所在大族歼夷不能相保，何可胜数。大畈之族以侯力独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其所以遗夫族人子孙者，可谓远矣。故为书之。侯名同。始得姓者鲁成公子讳汪又尝食采颖川，初渡江者汉龙骧将军讳文和，始居大畈者讳中元，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封昭忠广仁威烈灵显王。配食者曰团练使积官御史大夫讳濆，神号端公，中元其仲子也，曰顺义军使检校司空讳武，皆以靖寇扞患有功；曰宋西京 文学四友先生讳存有经学行义，曰端明殿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以忠节显，皆其谱实云。
知本堂在徽州有不小的名气，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宫室》记载了15个祀先建筑，约有3所是元代遗存，婺源汪氏的知本堂即其一，可见是比较古老而着名的。弘治《徽州府志》在知本堂下有注文说明，我们将这一说明结合赵汸记文，对汪氏的建祠祭祖做一分析。婺源汪氏宗祠是大小宗祠具备的完整体制，其大宗祠知本堂是一组建筑，独立建于始迁地大畈里。北面通三间的大室，奉始得姓之祖汪侯神主，中居初渡江者汉龙骧将军文和及始来大畈祖中元，左右昭穆序列十余世。正奉得姓祖、渡江祖、始迁祖，左右的属于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这是典型的大宗祠。南面建庙，为显祖唐越国公汪华立像，以中元父御史大夫濆及顺义军使检讨司空武、西京文学四友先生存、端明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这四位有功德的子孙配。因为汪华有封爵在祀典，所以可立像为庙，这是特祀之庙。由于是子孙所建，实为宗祠。知本堂附有族学、祭田，由族之尊长主持祭祖事务，体制完整。汪氏又在先人故居别为专祠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祖先。永思堂的祭田与祭祀由继高祖者主持，是为小宗祠堂。知本堂是汪同所建，汪同曾任“徽州路府判兼佥浙东帅府事” 、“枢密院判” ，在乱世“大族歼夷不能相保”的形式下，凭借政治、军事权势使本族“独完”，而且建立大宗祠。在赵汸看来这是复兴宗法的行为，汪同借四时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思世家之远，从而力学向上，保持世家大族的地位，是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的深谋远虑。
休宁西门汪氏出于婺源大畈，再迁至该县回岭，宋初汪接又至休宁西门，子孙日蕃，支分派衍。休宁东山旧有越国公庙，肇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 ，明弘治中庙坏重修，并创新祠，亦名知本堂 。可见汪氏宗祠具有越国公庙和祠堂合一的特点。
汪爽后裔汪高迁居婺源回岭。回岭汪氏在元末于祖茔建墓祠，请李祁（1299-？）作《汪氏永思堂记》，该记文说：永思堂者，婺源回岭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规为创制，皆出士章之母俞夫人。堂既成，凡旧尝供墓之山泽田地，其岁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孙行祭礼于中，复入田二百亩收其利。每当岁清明节，大会族人致祭，祭讫分遣拜扫诸茔在他远者，以二百亩之利给其费。通计有余，则延师以训族子弟，使皆知学。选能干者司簿书，稽较出入无妄用焉。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亲者咸听。堂建于里之古溪，士章祖茔在焉。
从清明在永思堂大会族人致祭，祭讫分遣拜扫诸茔，推断建于祖茔的永思堂当是祭祀始迁祖，另外从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以祀其私亲的记事也可证明此点。汪氏还有专门的族田，所入供祭外，用于资助族学。所以永思堂是一座宗祠。关于汪氏永思堂和族田，《汪氏节妇传》还有补充资料：“夫人姓俞氏，世为新安婺源人，主簿奇翁孙女也。嫁同邑汪惟德。……汪氏世有赡莹田及地产合三百余亩，世变，夫人虑他子孙不能久守，无以供祠祭，将备价买入己户，岁输赋而租入不以私己。更割田二百亩益之，作永思堂。” 在元末的“世变”关头，俞夫人不仅建祠、置田、设学，还命士章增修族谱。反映出回岭汪氏的宗族建设是针对战乱采取的聚族保族的措施。李祁《汪氏族谱序》说，新安汪氏“分居他县仕有元者，惟回岭为最多。” 可见徽州汪氏中回岭汪氏在元代显赫一时，而其宗族建设主要在元末74代士章及其母亲时进行。
婺源凤亭汪氏系汪华弟开国公后裔，在元代建有墓祠。郑玉（1298—1358）《风亭里汪氏墓亭记》 有详细记载：
婺源汪辉谓予曰：“汇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凤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汇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凤岭。环岭左右，皆其子孙之居，以其墓之近于家也。昔者，岁正之朝，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然后以鼓乐前导，省谒墓下，还宴于家，明日次谒先世诸墓遍而后止，故坟墓无所遗失。近年以来，省墓之礼既废，坟墓之失随之矣。凤岭之墓或创为宫室，或开为道路，或犯以犁锄，五患几于备矣。侵凌之祸。至有不忍言者，汇之父母方谋于家，图为兴复，族兄样闻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辞以告于族之长，族长首助以钱，力赞其事，然后遍告族之人。闻者以喜，侵者诶愧。于是宫室以撤，道路以塞，犁锄不敢犯，而侵疆尽复矣。又惧久而复有斯祸，围以垣墉，周五十丈，负土封之，累石砌之，创屋四楹以为拜扫之所，族人让德又建重门焉。先生幸赐之言，使刻墓上，俾吾万世子孙嗣而葺之，无或废坠，岂惟宗祊之幸，实风教之幸也。”予闻葬者必诚必信之道，古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识之，欲其既坚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圣人为泫然流涕，况于侵凌惊犯乎？然非有拜扫之礼，世次既远不至于遗忘者几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来，莫之能废也。……汇之父名明初，其族长名元伟，于汇为曾祖云。
该墓祠四楹，祭祀二十世祖、八世祖等，子孙环居祖墓，墓亭即宗祠。族中还有族长，元旦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然后进行墓祭，宗族的凝聚力较强。
婺源汪氏还有一座泽存祠，不过由于资料简略，我们目前不能断定其属于那一支派。李祁《泽存祠记》 说：
徽之属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其一也。汪之上世祖武经大夫介然，当宋绍兴初，……其七世孙周将构祠于大夫之墓，以虔祭扫，且以藏大夫之手泽，故名之以泽存。
汪周所建泽存祠，祭祀七世祖宋武经大夫汪介然，也具有宗祠性质。
总之，最先纪念汪华的祠庙唐宋时期建于歙县，属于纪念专人的特庙，后来在休宁等地建立行祠，形成忠烈庙系统。歙县在唐宋时代还建有汪华的墓庙。从文献资料看，元代汪氏开始建宗祠，集中在婺源大畈、回岭、风亭等支派。在我们找到的元代汪氏的四个祠庙事例中，有三例是墓祠，另一例的大畈知本堂择地兴建、永思堂设于先人故居。这些祠堂不仅有祭田，大畈和回岭二支还设族学，祠堂与祭田的功能多样化。建祠也不仅只是为了祭祖，而是着眼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风亭汪氏墓祠更是在族长的组织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大畈汪氏祠堂是大小宗祠堂俱备，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建祠的目的是合族。所以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带有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由于纪念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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