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岚村纪事》封面

 

上世纪末，偶然的机会，从事徽州研究的王振忠教授，在上海滩寻得一本日记，日记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八年前的婺源山村少年。本世纪初，循着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王振忠来到了少年当年的居所——婺源县古坦乡水岚村，或许是因缘造化，作者抵达水云深处的小山村时，遇到的第一位村民竟是日记的主人——詹庆良，昔日的翩翩少年已是满头银丝的农人。

 

时间总比空间遥远，我们回得去故乡，却回不到少年。可即使生于斯长于斯——曾经徽州一府六县中的一隅，对于这片土地的前尘往事，大多时候大多数人，仿佛还是陌生的来客。而王振忠教授与詹庆良老先生的相遇，却为我们打开了时间的隔膜，翻阅沧海桑田。

 

借着后者年少时的心路墨迹，又经王振忠教授多年后苦心造诣，在历史深处探微寻幽，汇成《水岚村纪事》，苍茫明灭间，从这弹丸之地，访婺源前生，续徽州前梦，领略旧时是何样光景。

 

 

▲作者王振忠在水岚村与詹庆良的合影

 

水岚村，坐落在婺源西北部边缘山区，云深地偏，可是依旧可以窥探到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的亲和关系——地名取王维“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之意象，村中有溪水穿过，“岚”即“弥漫于山林的雾气”。

 

名副其实，旅人倘若初春或晚秋时节到来，雾霭纠缠间宛若一片轻纱遮挡的水岚村，定有如烟似梦之感。

 

生于1935年的詹老先生，在民国38年的少年时光，与周遭的旷野山林保持着亲密接触，感受自然的恩泽，啾啾鸟声，潺潺溪流，深爱着山村景色。彼时稚嫩的笔触，“春光明媚，柳歌桃笑，鸟列笙簧之时，吾辈岂可虚度良辰？好鸟在树枝上叫，好花也是开在树上的，真是看不尽，也听不尽，使人愁去兴来。”今时读来，莺歌蝶舞，无一字不受感染，亦与同欢乐与同忘忧。

 

而少年目睹姹紫嫣红、草木枯荣，也关注世事沧桑，对外部世界有浓厚的好奇心，认真记录下了当时周遭的乡村生活。

 

▲ 水岚村村景

 

年少的詹庆良，在村中半新半旧的小学上课，此时的小学已改为书塾，不同于传统的私塾。

 

学校里，教书先生的薪水主要靠家长们用大米来支付，所以也叫“学米”，当时标准是每位学生收米半秤（10斤左右），逢年过节家长还会送饼作为礼物。想起自己在九十年代中旬的小学读书时，依旧类似此番光景，老师领工资外，每月一次，家长都会督促孩子带上家中的菜蔬或者猪肉，送给老师以示谢意。

 

这份自觉，如王振忠教授所云，身居“程朱阙里”的后世婺源人，“紫阳遗泽”是整个徽州民众的重要精神资源。作为具有悠久耕读传统的书乡，“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只猪”、“振家声还是读书”，这些民谚是婺源乡民的质朴信念。

 

而说到大米，关于粮食收成的丰歉和交易，竟在日记里也占到了相当篇幅，这是那个局势动荡、物质日趋紧张的时代下，少年迫切渴望成长的早慧与早熟。

 

▲ 詹庆良老先生

 

在日记中，“天时”、“谋生”、“收成”、“谋食”常常萦绕在詹庆良心头，“饿人”、“饿肚”、“饿死”等字眼亦惶恐不安的出现在字里行间。民以食为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49年春夏之交的水岚村，水灾与旱情接踵而至——“霉天下此苦雨，涨水损伤青苗”、“天不下雨救生，坐看枯苗旱死”。少年这份忐忑，令人动容。

 

面对旱情的束手无策，村民们的最后一搏，就只有“向天求雨，请仙水”。求雨时，家家户户摆设香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挑选十余幼童，穿戏衣打扮，举行娱神赛会。

 

而水岚村求雨的选址地点，便是远近闻名的灵岩洞群，灵岩洞群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洞内各种钟乳、石笋、龙床，千姿百态，盘根错节，美不胜收。民国时乡绅江峰青盛赞灵岩洞“千曲百折，奇景迭出，殆为地球上已发现之第一佳胜。”而它同时是道教圣地之一，历来是民众求雨圣地。

 

最终，此番求雨似乎没有感动上苍。但日记中水岚村村民们的生活世界，祈求平安消灾避祸的祭祀活动也蔚为大观。

 

 

▲ 灵岩洞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春首和岁暮的扫墓祭祖。徽州民谚有“只领儿孙挂纸钱，不领儿孙拜年”，詹庆良的启蒙读物中更有“祖之坟墓，人之根本；清明挂标，事在儿孙”的教诲。清明时节，族人聚集在祖先墓前，点燃香烛，燃放爆竹，焚烧纸箔，感念祖先的庇佑与恩情。

 

为了祈求全村平安吉祥，彼时的水岚村还定期筹资举行春醮和秋醮（也称春报和秋报），前者祈求庄稼好收成，后者则主要超度孤魂野鬼，届时上演傩舞，表演者戴木刻面具，身着蟒袍，手执干戚，一番狂舞以求驱邪辟魔。

 

无论当时的有识之士还是现在科学普遍昌明，此等举动难免被视为愚夫愚妇之蠢行。但是在民众无法抵御天灾的时代，如王振忠教授所说“乞灵于鬼神恐怕就是最为直觉的反应”，而更重要的，这类仪式具有时间凝固性的象征，它们在历史的变迁中绵延着宗族血脉，以极大的认同感黏合人们的情感，从而对宗族产生向心力。

 

五十余年后，初到水岚村的王振忠教授，看到村口修复后的法官坛（庙），供奉着詹氏祖先“万六公”，依旧有着诸多信众，来这里祈求健康、运气和出门经商。庙内墙上贴有许多红条写的单子——曾经徽州各地普遍盛行如今已经式微的“寄世帖”，多为祈求保佑孩子成人长大，吉人天相，在水岚村却仍兴旺。

 

正是维持着世代相沿的精神诉求，山外世事变迁，偏远山乡的水岚村仍展现出古老的节奏和韵律。

 

 

▲ 婺源傩舞

 

回到水岚村的菜米油盐生活，日记中的商品交流，仍主要是以物易物，粮食与布匹则是当做一般等价物，甚至谈婚论嫁，也有拿米作为聘礼。这一幕，在上世纪末的大小村庄中，如果有外乡人来卖橘子，也常是以米做交换。

 

而如果婺源本地人要去外乡做生意或者买卖，基本是两条固定路线，一条是经水路去景德镇浮梁或者上饶——由于山多地少，当时徽州不少地方都是从景德镇输入粮食。另外一条也更为熟悉，却也更为艰苦，要走山路前往休宁的屯溪（现改名为黄山市）谋生，谚语称：“不供（养）猪，不供鸡，锁起门来出屯溪。”可以看到彼时繁华市镇的屯溪对婺源百姓的诱惑力，不畏山路崎岖，争相前往。少年詹庆良的日记中，便时常有往返村中与休宁两地的村民。

 

这股外出的风潮，多是受整个徽商风生水起的席卷。在胡适先生《徽州谈》中，一个徽州人如果读书中途休学，在家务农和出门经商，便是一个十三四岁少年面前的两条出路。

 

在一个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里，这是明清一代对徽州乃至婺源的垂幸，人们多了一条活路，多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詹天佑的祖父便是追随这股大潮中的一员。在王振忠教授探访詹庆良老先生的过程中，詹老先生出示了詹氏族谱，和詹天佑是同一支脉的本家。

 

 

▲ 詹庆良老先生日常

 

徽商的昌盛，在婺源县志中一览无余。许多当时商业发达的村落，如婺东北的庆源、庐坑和虹关，不少族人在县志中登台亮相，县志的编纂也主要由商人资助，这三个村庄分别以经营木材、茶叶和徽墨出名。相比之下，由于“古坦是婺源的新疆，水岚又是古坦的新疆”，过于偏远，王振忠教授几乎没有看到水岚村有商人出现在县志中。

 

这种地理上的偏远与滞后，在少年的一则日志中，可以清晰得感受到。49年5月初，第二野战部队已开进婺源县城，接管国民县政府。而少年（农历）八月初的日记里还只是记录着三年前国共两党准备谈判的传闻，“今日听到有人说，中国战争事情，有三大邻国来把中国劝和，解决两党战争”，新闻到了这里，已成旧闻。

 

山里人走向山外，带回来了财富，也带回了更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焦虑与反思。詹庆良早逝的父亲，这位前往休宁充当私塾先生的一介乡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出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生活的担忧：“现在生活程度日高，物质文明，达于极点，苟无智识能力，处世弥切艰难，前途茫茫，甚可虑也！”一个百年前的偏僻山村里，这份高瞻远瞩的观察，时至今天，也仍然令人折服——他们并非我们偏见中的愚夫愚妇。

 

时代更替，鼎革易帜，少年詹庆良没多久便辍学，回忆往事只有平静的一句“真是苦煞”。水岚村山河故我，景物依旧，就像詹庆良父亲一篇《乡村杂货店》里途径的许多村庄：“这些村庄的居民，多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永不管什么民国、帝国、欧洲、美洲。”想起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帝国过眼云烟，唯有小日子细水流长。”

 

青山不语花为邻，绿水无音鸟作伴。水岚村，没有过多的席卷进时代，却对每一个时代发出恒久的诱惑。
 

▲ 詹庆良老先生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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