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朝军机大臣曹振镛在《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序中写道“山川清淑，风气淳古，弦诵之声，比舍问答，其人类无凉薄之心，而有士君子之行。”这么好的民风习尚，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文化的积淀，教育的成果。
徽州教育源远流长崇尚教育遍及城乡，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无不有师有学”正是这种风尚的真实写照。“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副对联似乎已成为徽州人世世代代的家训。而现实也正是如此。
唐模村，是一座始建于隋唐，文化氛围浓郁的古村落。现在的全国文明村，这里的许多孩子，从小就诵读三字经，古诗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大人们生活往往是很艰苦的，难能可贵的是，许许多多家长非常理解，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意义。因此，对孩子的生活和读书是竭尽心力的。朝廷废除科举，倡办新学。徽州的一些开明儒商以及他们受过西洋教育的后人，积极响应，竭力支持。回程成了安徽省办新学建洋学堂最早最积极的地方。
这是绩溪县仁里村希望小学，它的前身是建于1904年的思诚小学堂。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开明的富商程序东，程松堂等兄弟四人认识到培养近代化人才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作用。不惜巨资率先在家乡创建了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安徽第一所洋式的小学堂。小学为三层楼房，四周种植了名花珍树，聘请了著名教育家胡晋接为堂长，并掌管教务，教授国文。还邀请了一批留学生教数学和外语，他们的薪金，竟然等同于当时的国立大学堂的教授，由此可见他们对教育的重视。
在“思诚”的感召下，至1910年，绩溪县兴办了新学堂24所，为安徽省各县之冠。1905年，汪瑞英又在绩溪县城创办了城西女子学校，开启了徽州女性学校教育的先河。岁月沧桑，一个世纪过去了，思诚小学堂的校园里只有这棵保护起来的桂花古树，昭示着那段改旧学为新学的历史。
这是绩溪县上庄小学，师生们正在举行升旗仪式。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农村小学的办学条件是有限的，然而有着传统读书风气的地方各界，都力所能及地争取着办学的规范化。上庄小学的原名叫毓英小学，当年胡适先生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亲自劝募基金创办并担任名誉校长。聘请了名士胡近仁为执事校长，留学日本的鲍剑奴等人为教员。胡适每年从个人年俸中拿出100元大样馈赠学校以充经费，知道1938年他赴美国留学为止。胡适对自己家乡的新学教育尤其关心，而他自己却是徽州旧学培养出来的。私塾，就称蒙童馆，古来有之。
明清以后，由于徽商的青睐，私塾盛极城乡。上庄村先后有七所私塾，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上庄人胡介如，胡禹臣先后担任过胡适的塾师。当年胡适在胡禹臣门下读书时，别人家交先生两块银洋的学费，而胡适的母亲总要多交些，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记录的了。就是想让先生教胡适多学点知识。胡传，胡适的父亲，也是胡适的第一位老师。他亲自为胡适编写了《学为人诗》的教科书。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从一开始就教胡适做人的道理。
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对家乡乃至全国的新学教育，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的童年也是在徽州读的私塾，6岁时，陶行知被邻村的塾师方庶咸相中收为弟子，9岁时，陶行知被父亲带到万安。就读于吴尔宽经馆，现在的陶行知纪念馆，是陶行知15岁后就读的崇一学堂旧址。这是歙县最早的洋学堂了。进入崇一洋学堂，是陶行知一生中的关键一步。这使得陶行知在推行教育行知合一上，有着浓郁的宗教成分。二年的学堂生活，可以说，是陶行知命运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据史书记载，徽州州学，祁门县学，是徽州出现最早的地方官学。村塾私学十分发达，文风鼎盛。人们对文字书画的爱惜非同一般。这是一副“惜画图”，画面要告诉人们的是凡是写了字画了画的纸张都不能污秽。废气的，破损的要捡起来烧掉，绝对不能挪作它用。这些田契，状纸，契约，书籍，地图，已是几百年前的文墨了，居然还这么完好。私塾与洋学堂的启蒙教育，直接关系到书院科举和近现代人才的培养。而私塾以及洋学堂的兴旺，则充分表达了徽州人崇尚大众心理和文化风气。在徽州人的观念里，只有重视教育，徽州才有希望。只有重视教育，徽州这条河流，才会源源不断生生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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