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深入上浙皖一带活动的皖浙赣红军独立团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迅速回婺源鄣公山向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汇报。省委立即召开会议。关英分析，西安事变很可能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面临新的形势，必须尽快和中央联系，以掌握方向展开新的斗争。于是省委决定，红军独立团深入浙西南去寻找刘英、粟裕，通过他们的电台与中央联系。省委对时局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蒋介石反动顽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南京反而调集大批兵力，对皖浙赣等南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疯狂的“围剿”。
当时，我在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做医务工作，因为省委书记关英经常和独立团一起行动，而且关英有一时期身体不好，经常头痛，需要打针吃药，所以我常跟随关英。当时省委机关人员非常少，仅余玉堂一人任秘书，主要在关英身边搞誊写油印等工作，不久他也调去任宁昌中心县委书记去了。
1937年2月，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各带一个连离开鄣公山根据地，关英和省委其他同志也率部往浙赣边界活动。我们没有料到，刚入浙境便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分散行动，省委领导被冲散
关英和独立团离开根据地去浙江时，正值敌人对皖浙赣边区实施所谓九个月清剿计划，所以敌人一发现我们的踪迹就咬住不放，穷追合剿。浙江保安团用几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们进攻。在开化一个大山里，我们和敌人战斗到天黑，独立团一个营政委在战斗中牺牲。
当晚，我们转移到一个有座古庙的山里，关英等省委领导在庙里开了紧急会议。第二天，部队分散行动，省委机关单独活动。当时省委机关和警卫人员一起20余人，除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滕国荣，还有一个财政部长。我们白天隐蔽在山上休息，晚上沿山路往遂安行进。
有一天，我们在一半山腰休息。当时雨雪纷纷下个不停，我脱下湿透的鞋子想烤一烤，一只鞋没烤完，敌人又来了。这次敌人集中在山岗上，发现我们的警卫兵，开枪便打。我们迅速钻入山腰的灌木林，连翻几座山头，到遂安境内甩掉了敌人。但是油印机丢了，我背包里装的一些药品也不知去向。
在遂安一个叫结竹营的地方找到当地的县委书记，关英他开了几个会，分析形势布置任务。过了半个月的时间，这一带形势也日趋紧张起来了，国民党军队到处筑碉堡，移民并村，强迫小山村的群众搬到山下的大村庄居住，并实行十家联保等手段，割断了群众和红军的联系。敌人搜山烧山，我们困在山上几天找不到一粒粮食，情况十分严重。
突围！省委决定冲出敌人的包围，打破敌人的封锁。夜幕降临，我们一行悄悄转移，一警卫员和我前边探路，关英带领大家随后跟进。走了一段路，敌人发觉了，一边吆喝一边朝我们开枪扔******。我掩护关英往山顶冲。省委机关的同志全被打散了，后来只剩关英和一个警卫员、一个理发员，连我八人。滕国荣也不知去向。
当天晚上我们过了一条河，为了寻找等候冲散的其他同志，又在遂安一带转了几天。但是一个也没找到，只好又由遂安回开化。
开化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小村庄均无人烟，稍大的村落都修建了碉堡，老百姓行动受到监视，有的见了我们也不敢接近。这时已是4月了，一天傍晚，忽然发现对面一偏僻的山沟冒出缕缕炊烟，我们悄悄摸过去，一看原来是余熙庆。余熙庆曾任化婺德中心县委书记，鄣公山省委扩大会议当选省委委员，在开婺休一带指导工作。此时他情绪低落，身边也只有一个区委书记和一警卫员。关英要他想办法找找关系，他去了一趟无半点收获。敌人封锁严密，在这里别说搞不到饭吃，野菜都难找。关英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回化婺德去找省苏副主席余金德，余金德一直在赣东北老苏区坚持游击活动，也许那边的情况会好一些。
转移那天，下着大雨，关英要余熙庆和那个区委书记下山去侦察，主要是观察山下那条河能否过去，没料他俩一去不回。第二天，敌人却带着军犬来搜山了，当时我们幸好躲在一个石岩下面，没有被发现。情况危急，等敌人一撤退，我们速向化婺德方向转移。
开化脱险，回婺源又遭不测
5月初，我随关英转移到化婺德一带。此时，化婺德地区已被敌人占驻，移民并村的反动政策使山乡变得一片荒凉。
一天，我们碰到苏区时期的一县委书记，因其是上饶人，习惯称他上饶佬。上饶佬告诉我们，余金德已经率游击队出发了，到什么地方不清楚。（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次余金德率赣东北分区委游击队，和王丰庆率领的皖赣特委游击队合兵打乐平鸣山煤矿，因敌众我寡，游击队主力在三县岭被打散，余金德、夏年丰被捕后壮烈牺牲）。当时关英要上饶佬到山下去摸摸情况，这人下山后也没回来，关英说，这家伙靠不住了。
于是我们又往开化方向转移。一天我们在山上休息，忽见一农民模样的人在对面山上砍柴，关英叫我过去问问情况，没料想我刚近前，那人却突然掏出驳壳枪朝我打来，狡猾的敌人竟然装扮成农民来搜捕我们。幸好有所戒备，敌人猛扑过来，我们沉着应战，后来趁敌人捡我们丢失的粮袋等东西时，赶紧脱身往婺源方向跑。没想我们穿着胶鞋，雨天的泥泞小路上落下一串脚印，敌人便盯住脚印跟着我们屁股追，一直转到婺源，我们改走山路才甩掉敌人。
这次到开化一个人也没找着，当时关英身体很不好，经常头痛，又没有药治，瘦得不像样子。后来，到婺源一个山头上，因那地方缺水，只好利用茅棚中找到的一只旧洋铁箱装雨水喝，用洋铁箱煮面，吃得大家都拉肚子。我一天要拉好多次，浑身没一点劲。关英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叫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记得在婺源东北乡距清华三四十华里的一个大山上，有两家茅棚，关英将我安置在那里，说隔几天就派人来找我。
住山棚的这两户人家，有一家的男人曾被敌人以通红军的罪名捉去坐过几个月牢，于是见我怕得要死，跑到清华向敌人报告后，回来悄悄搬家了。另外一家那位老头赶紧把邻居搬家的消息和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他说他不搬家，但这地方恐怕住不稳了，说着，他将我带到一个到处是石头岩的山上，要我安心养病。开始我对这老头有些怀疑，但是他天天给我送饭，还到清华街买药给我吃，接连几天也没有动静。到了第五天，敌人进山了。我听老头子家的狗叫的厉害，躲到岩下一看，原来是敌人捉住了老头子强迫他带路，而老头却领着敌人绕过石头岩引到别的地方去了。次日我见老头棚子里的饭锅饭碗全被砸碎，狗被打死，粮食抢光，人却一个也不见了。不久关英来找我，我们在茅棚附近的山上又等了一天，老头子仍没回家，也许他被敌人抓走了，也许他永远回不来了，然而老人的音容相貌却一直在我面前浮现……
辗转高岩，关英乔装做生意
离开婺源后，随关英来到一个叫高岩的地方。这里离华埠镇40华里，比较偏僻，只有两户人家，一家姓张，一家姓黄，都是德兴那边来种苞芦的。到了高岩，关英也走不动了，想在这里歇歇脚。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两个老头比较可靠，便干脆对他们说：我们是红军。那姓张的的老头说：我晓得，走这里经过的红军多得很。于是我们在这里落脚，关英又给两个老头做了一些工作。开始还不敢住在他们家里，后来晚上住在他们家里，白天在山上隐蔽，由他们送饭给我们吃。过了一段时间，关英请张老头下山联系打听消息，但是一直未找到关系。关英说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找二位老人商量，打算边做点生意边找关系。张老头说，当地生意人不多，如果不会讲本地土话，容易暴露。关英便请教他当地做什么生意人多，做什么生意好。我晓得关英要做生意的意图，是想以此为掩护再设法和刘英取得联系。张老头想了想说：我们这一带，八九月到玉山榨油的人多。关英就决定去做榨油的生意。做生意要晓得打算盘，否则容易露马脚，关英便教我们几个学打算盘，做一些需做的准备工作，还经常出一些珠算题让我们验算。
9月，我们便一一化装离开了高岩。张老头有个女婿在玉山白石桥开油榨，考虑我们人地生疏不懂本地话，就与他女婿合伙开油榨。张老头带我们到了白石桥，和他女婿联系好，我们就一直在那里落脚了。那几个月，我们榨油卖油，平安无事。但有一次，泾县一位跟随关英的红军理发员挑油到玉山县城去卖，路上被抓去当了壮丁，尽管他捉去后未暴露目标，我们自此却更加警惕了。以防万一，关英和警卫员晚上便搬到油榨后面的山棚里住。
在白石桥隐蔽了三个多月，边榨油边秘密寻找关系，遗憾的是我们几次派人联系都未有效果。
历尽艰辛，开化喜遇新四军
1938年2月，我们在白石桥听老百姓说，玉山县城最近过了好多兵，这些兵不捉人挑担，很客气，讲是朱毛的红军。关英闻讯即刻派人挑了几担油到玉山县城去探听虚实。打听的人回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已合作了。
关英很激动，当夜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派我第二天动身寻找部队，关英则亲自去南昌找黄道。关英从弄来的报纸上，曾看到黄道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的消息。关英还嘱咐我说，如果找到了部队，赶快去南昌或景德镇找我联系。
我终于在开化找到粟裕。师长粟裕和政委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于1935年2月开始转战闽浙赣，后又挺进浙西南，开创了浙南、浙西南、浙东南和闽东北等游击根据地。1937年10月，他们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红军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后整编为新四军。当时我在开化碰着粟裕部队的宣传队，他们正在街上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说现在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从这里第一次听到新四军的名称，开始我不敢称他们“同志”，反复询问后才说明身份，我说我是红军，是来投部队的。他们便把我带到开化县城政治处。我见了粟裕，激动得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为了和粟裕他们联系，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接着，我赶至南昌找关英汇报。黄道对我说，关英回赣东北动员杨文翰下山去了，杨文翰是弋横德中心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领导的皖赣、皖南的各路红军这时都已下山改编，只有杨文翰率领的游击队拒绝下山，上级党组织几次派人去做工作，都被视作叛徒加以杀害。我在南昌等了几天，仍不见关英回来。黄道说，他可能也被杨文翰杀了。后来果真证实了这不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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