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地当皖浙赣边，襟带鄱湖浙水。自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建县至晚清，千余年来始终是古徽州（上溯称“歙州”、“新安郡”）的一部分。在县域2947平方公里的绿野上，触目茂林修竹，入耳水湍鸟鸣，扑鼻花香风清，加上“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程庭《春帆纪程》）的古村落，俨然是一派清新野逸的田园风光，一处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婺源，历史悠久，四千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劳垦生息。最初，土着山越先民，以“穴居”、“巢居”起始，在不断改善居住环境的创造中，逐渐演变成可防瘴疠之气、免遭毒蛇猛兽袭击的“干栏式”高足建筑。其时，这里人迹罕至，被中原人视作蛮荒之地，到汉末三国时，孙吴政权以重兵慑服山越，打开徽州（婺源）门户。自此，山高水险、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战祸的“洞天福地”。当时，在历史变故中，一批又一批的中原士族，有的合族举迁，有的携带佃客、部曲等屯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婺源，是他们在万山丛中初创了一座座村落。他们将中原、齐鲁、川陕等地的文化带入婺源，既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对以后村落及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人口的逐渐繁衍，他们又派生出若干分支再次徙居，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居民点，终至成为婺源村落的主要建设者。
“聚族成村到处同”（《新安竹枝词》）。聚族而居，是婺源古村落最突出的特征。对此，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有载：“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这说明，婺源古村落从中原士族移民至此建村时起，就形成了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同族聚居，世代相传繁衍生息的习俗。在汉越文化漫长的交融过程中，征服与被征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原居住在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的名门大族，在开发家园时，既要抵御山越人的骚扰，又要防止野兽的袭击，把村落的防御性放在首位，从而形成同宗一族呈封建庄园式密集型的居住布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聚力量抵御自然和人为的侵害，以保存自己必要的生存空间。如建村于唐代的考水村，过去为加强村落的防御，曾按建筑城池的方式，在住宅区设立有“东里、南熏、西瀛、北钥”四座防御寨门，倘若有险情出现，只消派人将寨门封锁，自然就易守难攻了。江湾村历史上也建有四座防御寨门，东曰“东和”，西曰“西安”，南曰“南关”，北曰“北钥”。婺源聚族而居这种初期的村落形态，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
聚族而居，取人与人和；择山选水，取人与自然和。婺源低山丘陵遍布，溪流纵横，为村落择基选址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因之，“依山傍水”成为婺源村落的基本格局。而“相其阴阳向背，察其山川形势”，出乎寻常地关注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追求天人合一，则成为村落选址所遵循的定规。翻开谱牒，古代婺源几乎无村不卜，“卜居”乃村落为趋吉避凶而进行选址的传统做法。正如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所说的：“古时建立村庄之际，乃依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谓可永世和顺也。”风水择地基于物质环境和精神象征两个方面，前者关系到村落形态的发展以及总体环境的利弊条件，后者关系到村落及宗族、家族的兴衰。由于山和水是村落环境的主要构成因素，而且山还是风水所称之的“龙脉”，带有高度的精神象征意义，因此风水学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对水的选择，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则多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水是生命之源，枕山傍水构筑村落（在发展后期有村中溪河贯穿状况），主要为的是在旧时生产方式简陋的条件下用水方便。同时，因为有水，波光倒影、朝晖夕阴，也使村落充满着灵性和韵味。风水观念对于村落总体环境的要求是：前有朝山（向山），后倚祖山（来龙山），左右有所谓形为狮、象或龟、蛇的两山把守水口，溪流似玉带环绕。婺源每一聚族而居的村落，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如《婺南云川王氏世谱》中记述：唐季，始祖大中大夫王云“视此地山柔而秀，水深而长，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因卜居焉。”又如《清华胡氏统谱》中记述道：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夏，始祖散骑常侍胡学“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元)观炷香，道经清华，见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曰：住此，后世子孙必有兴者。遂由古歙黄(篁)墩而徙居焉。”从上述族谱所记可以看出，婺源古村落在风水理论的影响下，以“卜居”为手段，选择理想的风水环境，通过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态，期求实现“人丁兴旺、富禄永绵”的目的。
因为村落沿溪而筑，所以村村都有“水口”。所谓水口，即“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它一般在距村一二里处形势“关锁”的地方。婺源的村落一般都四面皆山，是一个较封闭的空间，因此，水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之门户、出入之咽喉。水口在村落建设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元素，它被视为关乎村落财源、人丁，主宰村落盛衰和安危的要冲。风水理论认为，水即是财富之气。为了保住村落的财气、人气和文运之气，古时，婺源各村族众均极为重视对水口的营造。水口建筑群中，常见在两山夹峙的溪流上架桥，这不仅是交通的需要，而且起到“关锁”的作用。有的还辅以亭、庙宇、文昌阁、文峰塔（或“文笔”）、牌坊、水碓等作为镇物。同时，水口往往种有大片树木，俗称水口林，其目的也是为增加锁钥的气势，扼住关口，藉以“藏风聚气”。正所谓“水口以聚一乡之树木、桥梁、茶亭、旅舍，以卫庇一乡之风气也”，《书启·水口说》。有的村落还特意将河道改直变曲，形成来水不见源流，去水不见出口的“之”字形，以求留住财气。考水村即属此类。村里的“胡氏宗谱”中说：“水口两山对峙，涧水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筑堤处架了座石板桥，桥上有亭，附近还建有文昌阁。水口如此布局，既是风水术中的“障空补缺”，同时也改善了村落的环境及景观，从而形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村落环境特征。水口因此也成为村落中集传统文化、民俗观念、园林艺术于一体的公共园林，成为一处“父老兄弟出作入息，咸会于斯”的怡人绿地。清代方西畴在《新安竹枝词》中对水口描绘道：“故家乔木识楩楠，水口浓阴写蔚蓝。更着红亭供眺听，行人错认百花潭。”由此可见水口之秀美。
据考，明代以前的婺源村落，虽有青山环抱、绿水潺流，但因“山限壤隔”，仍局限于以农耕为主，渔樵耕读，安居乐业，呈露的是田园牧歌情调的村落景观。尽管这一时期本多为读书之人的南迁士族，生活稍安后便发愤攻读，走科举入仕之途（宋代全县有文科进士316人、官吏455人），他们不仅将带入的中原雅言文化发展炽盛，而且渐至导致了婺源的人文鼎昌，可总体来说，这里与外界的交往还是不甚密切的。“世家门第擅清华，多住山陬与水涯。到老不知城市路，近村随地有烟霞。”这首《新安竹枝词》，勾勒了当时村落的景况。婺源古村落的大兴土木、勃兴发展始自徽商的称雄天下，即十五至十九世纪间。此间，由于“田少民稠”的矛盾的日益加剧，众多的婺源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走上“服贾四方”、“以商为命”的道路。其时，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商业活动遍及禹域，不但京省都会、大小城镇有他们劳碌的身影，就是山陬海隅、穷乡僻壤也不乏他们的足迹。但在封建宗族思想和乡土观念的影响下，服贾四方的商人们，一旦有所积蓄，多会携资回归故里，不惜重金在家乡兴祠宇、置宅第、扩书院、修学塾，热心为乡里架桥铺路、建阁筑亭。他们聘请各地名工巧匠，借鉴南北建筑精华，建立起一处处地域特征突显并令世人瞩目的建筑群落，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较为成熟的人居建筑样式，形成了人与自然相协相通“天人合一”的村落景观。
眺望婺源古村落，只见山朗水丽之间，粉墙焯焯、黛瓦鳞鳞。正是这造型古朴、韵味独特的建筑群落，与天然山水互为点缀、交相辉映，给人以清新隽逸、淡雅明快的美感，仿佛是飞速发展的人类文明，无意间遗落下的一幅迷人的长卷。走近婺源古村落，绿树荫翳，清溪环绕。承负着数百年风霜的古屋，高大轩昂，错落有致；村庄周边的田畴，稻菽满畈，瓜果盈架。还有那躬耕农夫、嬉水牧童、溪埠浣女和采茶村姑，到处都透现出世外桃源般的平和恬静。步入婺源古村落，府邸宅院比肩而立，街衢巷陌蜿蜒曲折。民居中，布置井然的天井庭院、高大宽敞的堂屋花厅、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精美绝伦的“三雕”（砖、石、木雕）装饰，全都烙印着绚丽的历史文化记忆，透露着浓郁的儒雅之风。它不仅给人以视觉的愉悦、性情的陶冶，而且让人能触摸、感受到那历史的脉搏和文化的浓浓气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留存至今的婺源古村落是积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文明文明遗存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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